第三章 余 闻（第5/37页）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没错。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

雪兰

邗桥砖瓦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座监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军管会接收了这个监狱之后，将附近的六合、义宁、大丙和龙潭四个砖窑厂合并，在这片历朝历代烧制城砖的地区，兴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改营（原名前进砖瓦厂），作为临时审查和关押国民党政府官员及战犯的集散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犯人会被正式编入前进砖瓦厂的劳改序列。为了给那些源源不断押解来此的新犯人腾出地方，大部分经过甄别和初步审查的劳改犯则会被押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门，由火车转运至最终的目的地——甘肃的西固。

一九七一年九月，随着新式霍夫曼轮窑和隧道窑相继研制成功，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新式砖窑取代了传统土窑，“前进砖瓦厂”被正式更名为“邗桥砖瓦厂”。与此同时，在基本完成对战犯的改造任务之后，这座砖瓦厂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个每年向国家上交百万利税的大型地方企业。

孙耀庭也是从那时转业，由原先军管会的一名副主任，变成了邗桥砖瓦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来中央门车站接我的那个妇女，名叫沈祖英。她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衬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略瘦，皮肤白皙，窄窄的脸庞，牙齿细而密。我猜她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可她说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震惊之余，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两眼。

她有点不苟言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告诉我，她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我正式去那里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

在开往厂区的102路公交车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东倒西歪地张着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你要说她一门心思在看什么，倒也不见得；可你要说她什么也不看，那也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兜着你，同时鼻子里吭吭有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城里人的派头吧。我记得，在车上，她也曾问过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厂工作，我及时地想起了父亲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难尽”四个字来敷衍她。她也没再多问。

最终，102路公共汽车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里。

我挑着被褥行李，手里拎着一个装有脸盆的尼龙网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后打着电筒。青蛙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就像是彼此之间正在打电话，“喂喂”的应答声，在旷野里响成了一片。热风从腐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还可以闻到收割后清新的麦秸秆的香气。我们沿着一条布满车辙的黄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邗桥砖瓦厂那简陋而荒凉的大门。

厂区的道路虽说铺着方砖，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块砖上，就会突然冒出一股浓稠的泥浆来。我们经过一个挑着电灯挖土的工棚，绕过一块水泥篮球场，穿过一片地势低洼、长满齐人高茅草的荒地，就看见了工厂宿舍区那片微暗的灯火。

沈祖英对我说，按照孙厂长的安排，我得暂时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不过，你可别担心，薛工去外地出差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过一次，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你就凑合着住两天，等厂里为你安排了宿舍，再搬出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