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第2/4页）

“总公司”把几个村子的大小生计分为“工业”、“农业”、“第三产业”，所谓报名就是个人与公司签约，做工的要按定额拿钱——而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田里去，去搞种地养猪养鸡这类“农业”和“第三产业”；再不就是到工厂作坊里去做一些粗活。不过如今的名称变了，头儿也换了。而且头儿下边还有头儿，一层比一层管得严厉。

村里人终于明白过来：更苦更难的日子来了。

那些穿公安服装、被“总公司”统一领导的“治安保卫大队”身携警棍在街上溜达，老人孩子，包括鸡狗鹅鸭，见了他们都要赶紧躲开。这些执法者，还有大多数部门的负责人，一般都由原公司的人充当。这就使后来兼并进来的村子进一步明白：如今是全村给另一个村子打工来了啊！

村子因为离火车路近，所以多年来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一直在打火车的主意。他们瞅准了火车在这儿停留三两分钟的机会，竟做成了很多事情。几乎半数以上的人家都有一辆小架子车，车上摆放了汽水瓜子之类，一旦火车停稳，就从车窗上做交易。做这活路得眼疾手快——必须在车子启动前把钱取回。

如果有临时停下的煤车和其他货车，有人就在深夜里对付它。结果半年时间有十余人被逮，还有一个壮年汉子被当场击毙。

尽管如此，那来来去去的火车还是非常诱人。人们知道它会一直这么跑来跑去，谁也阻挡不住。他们更知道它会给小村扔下什么、带走什么。

这十几年里，有二三十个姑娘和媳妇随着送吃食的架子车，摸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脾性，有的竟先先后后爬进车里，随它走上一程又一程。她们把架子车扔了，一扔扔上半天、一天，毫无牵挂。过了许久许久，从相反方向驶来的火车一停，她们又三三两两跳下来，嚷着：“俺坐过了站哩！”

“坐过了站”的妇女越来越多。后来都明白，她们是去车上找“戴金戒指的男人”——据说这样的男人身上洒了香水，抽着外国烟，手持“嘟嘟响的小机器”，个个出手大方。

有的姑娘上了车，不是随上一站两站，而是永远不再下车——她们随火车走向了天边，从此村里人再也不知她们的死活。

2

屠宰手包亮在“总公司”肉联厂做工，只老婆一个人在农场干。农场的活儿时松时紧，到了收获时节，连包亮和儿子包学忠也要到田里去忙。

包家种了麦子——他们的麦田包裹在更大的一片麦田中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为便于机械操作，庄稼的种植时间、品种，一概由上边说了算；只有管理是承包者的责任。连年大旱，一提到“水”字就愁煞了人。浇水要由承包户租用机井，按小时付钱。因为井常常抽干，所以有时付了钱再排队，等上许多天也不来水。麦子打蔫了，人急得揪头发。

包家的邻地是另一个村子的，那时他们尚未划归“总公司”。这家人姓殷，都叫他们“老殷家”：一个孤老头、一个二十多岁的闺女、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小男孩上学，余下时间也来田里，所以常常一家三口都在地里忙。孤老头子平时不吭一声，两眼浑浊、发灰，看人时眼珠都不动一下，包家就送他外号“死羊眼”。他的女儿出挑得不错，只是有些黑，但眉眼俊美，一条大辫子顺着后背搭到臀部。她平时也像父亲那样一声不吭。包亮听到“死羊眼”唤女儿“小肠（常）”，心想一个女孩儿叫什么“小肠”，怪极。不过那时候包亮不是后来，苦日子磨掉了仅有的一点幽默心情。只是到了许久以后，他还认为这名字是怪极——“小肠”，他琢磨着，“哼？怪！呸！”他一个人修土埂时，一听到对面的地里这样喊叫就往地上吐一口。

包亮心里是骂苏老总呢。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从不对人说起。这个家伙横行霸道，连保镖都一个比一个坏。有一天夜里包亮起早去圈里捆猪，摸黑到了后街。他是帮本家婶子做这活儿的，因为她男人去年在煤矿出了事，儿子又小，有事都是他帮她做。他刚要拍门，就听到屋里有屏气声、压低了的呼叫声。他觉得头上涌满了血，两手握得出水。他听得清清楚楚：本家婶子正在哀求别人放开她，那人说话嗡嗡响，是苏老总手下的人……婶子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死了男人不到半年，头发全白了。包亮习惯地摸摸身上，没带杀猪刀。其实带了他也不敢使。他对苏老总又恨又怕。他只得大声拍门，喊着：“捆猪的来了……”

包亮在“总公司”宰猪，出牛马力，挣最低薪。车间头儿下了谗言，说他三番五次偷走猪下水。苏老总手下的人已经让人捎了口信，从上个月算起，薪水再压百分之二十，以观后效。包亮去找苏老总求饶，还未走近办公室，就被“治安”人员生擒——因为包亮慌忙中忘了洗手，满手是血，而且腰上还别了杀猪刀……怎么解释也没用，跪也没用。那真不是人能熬得下的折腾啊，包亮被吊在梁上，直打得皮开肉绽。直到第三天，苏老总听说了才亲自来看了看，踢几脚说：“谅你也不敢。”就这样，包亮又回到了宰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