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沙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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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那个老人身边回来不久，听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这期间老人又跑去看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很沮丧，脸色铁青。我长时间不敢问他话，一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讲得断断续续，什么组织上来人拉他到医院里去，他用一只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过去了，人们才把他抬到医院里。他醒来一看是在医院，又嚷着踢着要回去，不吃不喝。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后来又是出事，没法只得在炕上看护，那儿的条件当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为得病，才坚持住到山村里，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的这个老战友比所有人都倔，战争年代的那股拗劲又上来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这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里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么多人能，他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为什么就要到锃明瓦亮的大医院里去死？有人告诉他，现在不比过去，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人到病危时刻也要抬到医院里。他说那好吧，就把我抬到乡医院吧！”

老人讲这些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东部平原，还有后来去过的南部大山——那里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病就很少往医院送了。他们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顶多请几个乡间郎中来看一看。有时候数遍一个村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在医院里合上眼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着那个倔犟的老人，他的行为——他大概是以这种方式，替所有山里人表达一种悲凄的心情，表达自己对贫穷的抗议……我说不明白，反正他在以这种方式表达那种特殊的心绪，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极度藐视。

老人叹息着：“我这个老伙计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个部里，部长病危时曾立下一个遗嘱，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受这个启发，也这样提出来，希望骨灰能撒到他们流血流汗、印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执行部长遗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动这么多人，先是乘火车，然后出动直升机和船……我的这位老战友惊呼起来：‘天哪，这要花多少钱哪，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哪！’他为此特意改了遗嘱，说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向遗体告别；至于骨灰嘛，随便埋到哪棵树下都行，埋到哪儿方便就埋到哪儿吧。前几年他卧床不起后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个地方，等将来由他的大女儿花儿亲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边——最好找一棵老枣树……”

老人告诉，那个老战友一生里有一个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里人。那个贫穷的小山村看起来挺寒酸，沉默寡言，实际上蛮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长叹，说那个老战友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给人警醒的一个大故事。刚开始村里人都为自己这儿出了一个“老红军”欢欣鼓舞，走到哪里都说谁是他们村里的人；后来，自从他跟自己的结发夫妻分手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里，躺在原来的那个小瓦房里的大土炕上了，还是没人同情。他们都说：“活该！”他几次昏迷过去，村里人都很少来看他的，原来他们还是不能原谅他。直到前不久，都说老红军眼看不行了，这才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同辈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轻的人像来看一个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们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老人说这一段故事时，给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这其中包含的什么。

这个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间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一丛美人蕉的叶子有几片好像被寒气冻蔫了，衰败的花朵落了一地。还有门外那大片的苔菜叶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杨也在开始脱叶。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红军的老战友，那个前几天还躺在炕上的中风者，于前一天晚上零点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声不吭蹲在了院墙外边，面向着那个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后消失在一溜山阴后边，他仍然那么蹲着。夜深了，儿媳莫芳走出来，为他披上了一件宽大的风衣，又走开。我站在他的旁边。

星星出来了，他仍然在那儿蹲着。他让我回去，我没有听。后来他只好站起，扳着我的肩膀一块儿进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战友告别。我随他一同去，他摇摇头。

两天之后，村里要开一个追悼会，老人说要举行一个葬礼——小村人决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遗嘱，也不管组织上准备怎么办，反正这次要自己干。老人说他要参加葬礼，还说要讲点什么。他说在这整个城里，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战斗过的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们老哥俩谁也代替不了，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哥俩，他不过先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