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

《纽约时报杂志》邀请潘卡吉·米什拉撰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二00八年十一月，我的印度同行来到了北京。我们有时坐在温暖的室内交谈，有时走在冬天的寒风里。我们去了几家不同风味的餐馆吃饭，这位素食者离开北京之时夸奖我点菜的才华。我告诉他：「我的才华很简单，就是将餐馆里所有的素食全点上」。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感谢潘卡吉·米什拉，他在北京短暂的一周里，让我重温了自己的写作经历，给予了我「再活一次」的生活。

「我的写作源远流长。」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说这话时，我在心理上似乎垂垂老矣，因为当我回首最初的写作之时，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独特经历，我们只是花费了四十多年的岁月，就在同一个国度里，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寻找自己最初的写作，我的思绪在那些陈旧的作文簿上迅速掠过，停留在了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我觉得自己小学时的作文不值一提，因为这些作文只有一个读者，就是一位很瘦的语文老师。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从大字报开始，这是我最初公开发表的作品。

文革时期人们热衷于写大字报，更甚于今天人们对于博客的热衷。不同的是，当时的大字报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人民日报》文章的抄袭版，革命的语言和空洞的口号充斥了全文，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今天的博客可是千姿百态，自我吹嘘的、相互谩骂的、暴露隐私的、慷慨激昂的、无病呻吟的等等，还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文革时写大字报和今天写博客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

大字报曾经是我小学时最为害怕的，每天早晨背着书包上学时，我的眼睛就会紧张地扫描街道墙壁上最新的大字报，看看那些标题上有没有出现我父亲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小官员。文革初期，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同学的官员父亲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当时的革命造反派揍得鼻青脸肿，胸前挂着大木牌，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整日手持扫帚，战战兢兢地清扫大街。过路者随时可以对着他们踢上一脚，或者朝他们脸上吐去口水。他们的孩子，我的这几个同学自然是唇亡齿寒，不断遭受其他同学的侮辱和歧视。

年幼的我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的厄运会突然出现，这也是我的厄运。而且我父亲还有着地主家庭的历史，他家曾经拥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多亏了我祖父是一个二流子，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每年卖掉两三亩田地，供养自己好吃懒做的生活。这个败家子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将两百多亩田地卖光了，他因此卖掉了自己的地主身分。否则在全国解放后，他很难逃脱被枪毙的命运。我的父亲因祸得福，甩掉了地主儿子的恶名。当然，我和哥哥也是祖父二流子生涯的隔代受益者。

尽管如此，我父亲不光彩的家庭历史仍然在心理上折磨着我。倒霉的事总是要出现的，有一天早晨，我和哥哥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在上学路上终于看见了我最为担心和害怕的大字报。我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标题上，而且拥有了「逃亡地主」和「走资派」两项罪名。

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当时我肯定是脸色惨白，我告诉哥哥，我不敢去学校了，我要回家躲上一阵子。我哥哥一脸的满不在乎，他嘴里说着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咧咧地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我哥哥的胆量只是让他走出了一百米左右，随即他就转身走回来了。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说：「他妈的，老子也不去学校了，老子也要躲上一阵子。」

然后，有我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诞生了。这一年我小学一年级，我哥哥小学三年级，处于人生低谷的父亲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戏，让我们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家省吃俭用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大鱼大肉好吃一顿，我们家却吃上了「忆苦思甜饭」。所谓「忆苦思甜饭」，就是将糠和野菜混在一起煮熟了，再捏成团子。这种被称为糠团子的食物是旧社会穷人吃的，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吃着糠团子，就是为了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

我双手捧着淡而无味的糠团子，小心翼翼地吃着，我觉得粗糙的糠在我下咽的时候似乎划破了我的食道，我十分委屈地说，糠团子吃起来有些疼。我父亲装出高兴的样子，用他外科医生的语气说：「疼了才好，疼了才说明忆苦思甜的疗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