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第2/4页）

说李南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是贴贴切切的写实。比如她不爱做饭，不管住在哪儿，她可以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最爱干的活儿是收拾书橱，把书细细地重新分类，调理电器也是她有耐心干的，但就是坚决不下厨房做饭。有一段时间她住在我家，我出门一天回到家，她躺在沙发上优哉游哉地看书，居然大喊大叫地诉苦说，一天没吃饭，快要饿死了！”我只好急匆匆地钻进厨房，为她做一顿“钢牙”消受得了的饭菜。这几年她真正开始一个人过日子，除了买干粮，就是下面条，不管白菜还是萝卜，一股脑丢进锅里煮，还是从不炒菜。她至今穿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衣服，七十年代别人都把的确良当好东西时，她穿棉布的，如今棉布成为时尚，她却穿上了的确良，大有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后现代味道。别人淘汰的东西，好一点儿的她认为应该送给小保姆，估计小保姆不要的留下她自己用。我敢说，在城市里她的生活花费之少，也许可以和农民工相比。

千万不要认为李南是穷苦人出身的命，她出身于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艺术世家。她的父亲是北京屈指可数的专业剧院“首都剧场”五十年代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先后在兴凯湖、团河、茶淀、五姓湖劳改农场待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回到北京。李南的母亲和姨都是于是之那一代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中国最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黎频和李滨。在电影《龙须沟》里她母亲黎频扮演王大妈，九十年代她还拍了不少电视剧，印象深刻的是由濮存昕担任主角的《小墩子》。八十年代老太太七十多岁，一头白发，穿一件水红色毛衣，倚着门框看着我们这些三十岁的老青年发笑，她说，“我们年轻时也好玩儿，但我们那时只顾自己玩儿，不像你们出来玩儿还带着孩子。”我问，那孩子怎么办？她说，当然是让孩子在家里自己玩儿。可见，在人艺大家庭中长大的李南，虽然不是能歌善舞，在个性上却颇受熏染。

李南在大事上也是出手不凡。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文革”前她自作主张放弃高中进了技校。那时技校的学生多来自平民家庭，因为有生活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进入技校的李南一点没有艺术世家出身的孩子的孤傲，经常接济同班同学。本来技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但因为得罪了军宣队、工宣队，李南被逼着到吉林白城插队，于是，不如索性逃亡，到内蒙牧区投靠了先期到那里插队的弟弟。那是李南最美好的年代，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更主要的是，蒙古大草原与她浪漫奔放不拘一格的气质正好相得益彰，她在吉普赛人似的游牧生活中如鱼得水。穿着蒙古袍骑着快马的李南，吸引着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们的视线。一位曾经和她一起插过队的男生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婚姻之所以不幸福，全怪当年李南没有接受他的初恋。

一九七八年李南回到北京，她热衷于办民刊，热衷于为正在读研究生的前夫当秘书。八十年代中，她曾经在栗宪庭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工作，那是一份鼓吹先锋艺术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波普艺术”、“包豪斯”这些概念都来自那份报纸，后来崛起《北京青年报》的标题化版块化设计很得美术报的真传。反精神污染一来，美术报停刊，李南又成了个无业人员。好在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做过校对的一凡教会了她做校对，还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抄稿子。凭她的能力和责任心，加上有不少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如果她能巴巴结结地干，应该早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李南是从来不按规矩出牌的。她会因为不喜欢某个知名的作家而拒绝抄写其书稿，也会因为太喜欢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而校对书稿不要钱。比如，我曾请她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做校对，其中当然有遇罗锦的文章，李南不喜欢遇罗锦，觉得她不够资格写遇罗克，于是拒绝为这本书做校对。李南没钱纯粹是“自找”。

没钱的李南常常出手阔绰。一九九六年，她把自己仅有的钱全部借给了一个朋友，那人随后出了国，眼看她的全部家底要打水漂了，朋友们都替她打抱不平，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我去美国时，发誓非替她把那钱要回来不可。那次居然让我得逞了，我带回了美元，还带回了一个让大家笑翻了的故事。可气的是，还没等我们脸上的笑容退去，本可以用来治牙的美元早进了别人的账户。更可气的是，当你一脸严肃地责怪她太轻率时，她会像孩子似的给你一个鬼脸，或者瞪着大眼睛来一个无辜状，干脆不做任何解释。她帮朋友，找了麻烦朋友再帮她。李南就是这么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