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第3/9页)

我们以怎样的耐心挨过了那漫长的五个月啊!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们开始盼望第二次手术。我们都看好那个一谈手术眼睛就发亮的陈大夫。为了摆脱姓刘的主治医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办了出院手续,那意味着必须交齐全部费用,还得筹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我会泪流满面,但是当时我却从不为这种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难题太多了,我习惯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没有时间来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地给自己洗洗脸。有一次为了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认真地用肥皂和热水洗过之后,火辣辣地烧得疼,才知道原来脸已经皴了。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没时间自哀自怜,甚至没有时间感觉因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疼痛。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开始恢复,腿已经不是每天疼了,偶尔疼时反倒觉出痛苦。看着别人跑几步就能赶上进站的汽车,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的腿不疼!回过头来想,原来我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疼曾经是我的常态,疼得寸步难行,疼得无法从沙发挪到床边才是我的偶尔。

一个为我打抱不平的熟人说:你丈夫太自私了,知道你这么难,他应该主动提出安乐死。这话让我震惊!中国人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安乐死”这个绝妙的词汇是件好事,但以为安乐死就是推卸责任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钱治病的,生了病没有人照顾的,家属或者单位不愿意出钱的,都以“安乐死”的名义置于死地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善恶冷暖可言?除了死是实在的,病人的安乐又从何而来?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但是,“本来可以不做”的说法还是和我纠缠。

我是在为自己受过的苦而后悔吗?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都是极其自然的。世上没有一杆称得出感情斤两的秤。法律、舆论、海誓山盟,规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为谁或者不为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里,它的砝码始终只可能在心里。

那么,我是在为他所受过的苦而惋惜?

我一直以为,我天经地义地有权为他做生的选择,而无权为他做死的决定。多少人都曾经说过这话:与其这么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样的苦才值得与生命做交换来免除它呢?苦的尽头又在哪里?我没办法设身处地地想。在《永远的五月》里我写过,他发着高烧一声不吭,毛衣针般粗细的针头插进前胸他还是一声不吭……如果能够预见到结果,他还会情愿受这份苦吗?能不能说,因为想活,才不怕苦?或者,能不能反过来说,连死都不怕,还怕受苦?而事实上,生命有生命的尊严,死亡有死亡的尊严。它们并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尊严,人还有别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唯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他病的时候,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那时的事情他现在大多都不记得了。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抚,他总是没有精神,还总是插着管子,这让小孩子觉得害怕。但他记得:每次到医院去,爸爸总是把随身听的耳机给他戴上,耳机总是太大,从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孩子,并且开始搜集父亲当年喜爱的音乐。他还记得:他为爸爸推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去晒太阳,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爸爸说:“娃娃,你看,那儿有一条鱼,等爸爸病好了,给你捞了放在小瓶里带回家……”他也记得,在告别会上,有一个叔叔把他抱起来,抱得那么紧,他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在死的延迟中,我们的儿子从三岁长到了六岁。他感觉到了父亲的注视,虽然记忆有限,但那成为他能够和我谈论他的父亲的仅有的话题,也是今后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谈论父亲的仅有的话题。我相信,这对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