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王们只谋求商业上的发展与成功（第3/4页）

谢天谢地，公寓里有有线电视，可以看到CNN。简妮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电视打开，让房间里有CNN的声音。看到新闻里常常一晃而过的纽约，简妮的心就会“哗”地跳一下。有时在做事，听到电视里面说纽约，简妮也忍不住吊着两只湿手，从厨房里奔过来看。常常一过来，纽约的镜头却已经一晃而过。

从家里搬出来时，简妮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包括从美国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个Muffin，它干得象块石头一样。她将它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用一个玻璃啤酒杯罩着。

简妮总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她在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坐着，喝一杯劳拉在K-Mart买的咖啡，经过六月的霉雨季节，咖啡受了潮，香味闷闷的，带着陈宿的气味，完全不象当时鲁留下来的咖啡那样香。但它总是咖啡，是美国的咖啡，比上海的咖啡要好，比和平饭店的咖啡要正宗。有时，简妮象在美国一样，做夹忌司的美式三明治当晚饭，忌司还是Muller太太每个月到香港买东西，美国同事集体托老板太太带买生活日用品，简妮请老板太太代买的。整个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简妮在美国跟Ray学会吃忌司，那时更多的是为了营养和方便，她没想到自己在上海，会这样疯狂地想念加在面包里的那一片薄薄的忌司，找遍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Muller太太是个很亲切的美国人，她瞪大眼睛说：“是啊，我最受不了的也是买不到忌司。还有比较硬的黑面包。”简妮的小三洋冰箱里，装的都是香港带回来的忌司片，还有吃热狗用的芥末酱，在锦江饭店里的小超级市场里，有时可以买到热狗肠和酸黄瓜，那时，简妮就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纽约热狗，用张餐巾纸包着，就着可口可乐吃。脱离了家的简妮，终于过上了与住公寓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的生活。

让简妮心烦的，就是爸爸妈妈狂轰烂炸的电话，他们要简妮休息天回家去吃饭，他们要来简妮的公寓，帮简妮洗衣服，晒被子，送鸡汤，他们要和简妮在一起。

但是简妮不要。

简妮在家也开着电话的答录机，电话响了也不接，要听到留言的不是爸爸，她才抢过一步去，接起电话。要是是爸爸，她就用答录机堵他。爸爸充分表现出了新疆知青那种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他就是能一晚上不停地往简妮的电话上打，一遍遍地留言，不和简妮说上话，就誓不甘休。

简妮常常就这样被爸爸逼回家去吃饭，换来他们不再威胁要到公寓来看她。简妮不愿意看到他们，不愿意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在柚木餐桌上，看到爸爸因为骨折过，总是向右侧倾斜的背脊，她厌恶得要发疯。即使是嘴里含着满满一口饭菜，也不能咽下去。每次被逼得走投无路回家一次，简妮对家的厌恶就加深一层，她自己都对心里那势不可当的厌恶害怕起来，她不知如何收拾。望着因为她回家而心满意足的父母，简妮磨牙霍霍地想，回避他们，是对他们最体贴的方式，他们却不懂，一定要弄到鱼死网破。但，鱼如何死，网怎么破，简妮却不敢想。

她渐渐在公寓里交了几个朋友，一个德国女孩，一个荷兰女孩，她们以为简妮是美国的ABC，家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住。周末时，她们常常约好了一起去上海的酒吧玩，她们三个人，都喜欢去一个开在地下室里的酒吧，因为那里比和平饭店和希尔顿都更合年轻人的胃口，还可以吃到比较合欧洲人口味的意大利面条，德国冷肉丸，和加橄榄油和意大利甜醋的沙拉。那里原来是防空洞，被一个上海女孩租下来，她的男朋友是希尔顿的德国厨师，他们合伙开了这个酒吧，墙上挂着飞标，喇叭里播放的是从德国带回来的欧洲音乐，吧台上挂着成串的辣椒，大蒜和玉米，黑板上用真正外国人写的那种又圆又大的字体写着简单的MENU，那是简妮觉得最亲近的地方，和她大学里的食堂黑板上的字迹惊人的相似，菜单也相似，每日的例汤总是有蔬菜汤，奶油蘑菇汤和牛肉古拉须浓汤，和学校食堂的一样。那酒吧在外国人里面很出名，所以晚上放眼一望，被桌上的烛光照亮的，大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脸，听到的，也大都是各种口音的英文，坐在那里，简妮总是想到一句奇怪的话：“一个罗卜一个坑。”哪一天，能躲过爸爸的追击，在防空洞里消磨整整一晚上，简妮的心就觉得很舒展，象紧缩的茶叶在滚水里渐渐舒展开来，还原成一片完整的树叶，并散发出芳香。那时，简妮轻轻地谈笑，与那些在上海寂寞得发疯的外国人，当说到每个月从香港买忌司回来吃，大家都笑出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烛光照亮了围桌而坐的人们，空气中荡漾着融化的忌司臭臭的香味，简妮感到一种有些甜蜜的惆怅在心里流淌，她惊奇地想，这难道是乡愁吗？对所有的外国人来说，它一定是乡愁，但她，上海实际上是她的家乡呀。她的心，竟然也流连在乡愁里面，怀念着在世贸中心地铁站的通道里，静默而迅疾的人们，男人下摆微微掀起的米色风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