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哈尼终于如愿地被撞到了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至在护士那里说了谎，改了一个假的联系电话给诊所。

无法去诊所调整药物，哈尼只能接着给范妮吃从前的药，为了保持她的镇定和缓慢，保证她不会在他外出的时候发生意外。他知道那些药对范妮来说已经太重了，医生不让范妮再吃了，但他每次还是将那些蓝色的小药丸放到范妮手里，看着她吃下去。他心里说，等简妮到美国了，他会牺牲自己留在美国的机会，带范妮回上海去好好治病。不一会，范妮的舌头就大了，嘴也有点歪。药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范妮就盯住他，不停地问：“我的嘴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是不是歪了。”一直问到她被药物的力量完全控制住。哈尼不知道，她的嘴是不是因为吃了医生不让继续吃的药才歪的，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对范妮身体和头脑的伤害会有多大，范妮现在变得又脏又软，面色浮白，要是你不给她吃喝，她就不吃不喝，她的样子，常让哈尼想起用旧了的拖把。

哈尼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能对范妮做出这样的事来，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狠心。他几次想开诚布公，求范妮的原谅，但最后都忍住了没说，他怕一旦范妮不肯吃药，反而将事情弄僵。他说服自己要学习爷爷的冷静，范妮已经病了，总是病了，要是不找到将简妮从中国大陆救出来的方法，就伤了两个孩子，范妮更是百无一用。有时哈尼扪心自问，要是将范妮换成简妮，他是不是还有那样的硬心肠，能将简妮的病象范妮一样地拖着，让她为姐妹牺牲。哈尼想，大概自己不如现在这样容易硬起来。这时，他才理解了自己连队里那对上海夫妇。他们七岁的女孩在回新疆的路上被朋友诱奸，回到新疆的家里以后，他们夫妇就开始虐待这个女孩，让她睡在弟弟床边的地上，为了让她明白这是新疆，不是上海，不给她吃饭，为了治治上海小姑娘的娇气，打她，为了让她“皮实”一点，最后，他们将亲生的孩子打死了。当时，连里的上海人都猜想，他们讨厌那女孩子，是因为她失了身。现在，哈尼又想到那件事，他在里面发现了那对父母心里对失身了的女孩子身上残留着的娇气的恨，那种恨，很复杂，让哈尼想起爹爹对自己的感情，也想到自己对范妮的感情。与范妮相处，哈尼觉得自己受到了太大的煎熬，他受不了，所以不想在家里，周末的时候，他又在曼哈顿岛上的那家匹萨店增加了工作时间，象苦力一样忙碌，对哈尼来说，成了最好的借口，自己也竭尽全力了，为了就是在自己手里实现爹爹的理想，也是王家的理想，将孩子送到美国。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范妮已经把药都吃光了。因为没有医生的处方，到处都买不到药。刚一停药，范妮又开始自言自语了，那是病情出现反复最明显的征兆。这一次，哈尼亲眼看到范妮对着鲁的椅子，一直说到嘴唇流血，仍旧停不下来的可怕情形。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带范妮回上海去了。范妮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已经过期，他没钱让范妮在美国治病。但是，他更清楚，一旦他和范妮离开美国，王家的人就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国。他们俩，是唯一通向美国的桥梁。哈尼在一家家药店碰壁，到处都不卖给他处方药的时候，在上海时的那种莫名恐惧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从得到美国签证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踏上了绝路，现在，他知道，自己走到了绝路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