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七节

时至一九九六年,著名的戴城农药厂,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既没有炸掉,也没有搬掉,更没有倒闭掉。它坚固地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与古城的风景名胜、另一处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我对农药厂太熟悉了,以至于记忆中塞满了它。世上有母校和母亲河,它就是我的母厂。我又爱它又恨它,唠唠叨叨地说起它,这种感情类似于农民热爱土地,不过农民热爱土地被认为是正常的、高尚的感情,我热爱化工厂就他娘的是个矬逼。我明白这个道理,不用提醒我。

该厂生产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就是把茅建国的爸爸喝死的那种东西,在图片上它是一个绿瓶子,有点像小瓶装的啤酒,实际剧毒无比,挨着就死。当时国内已经限制生产甲胺磷,而戴城农药厂还持有这份执照。我们小时候在厂里转悠,农药车间是绝对禁止去的,那里的工人退休以后肝癌发病率出奇地高,不过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拿过厂里的营养补助了,按照不同的年代,每月几块钱至几百块钱,总之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很多,如果退休以后得肝癌,说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用于营养,而是干别的去了,那就怨不得厂里了。

杨迟告诉我,其实甲胺磷这东西具有沉淀性,它会留在人的身体里。譬如我们新村,离那所倒霉的农药厂只有几百米远,离甲胺磷车间只有一公里,天长日久,它的分子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每当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心烦,没有人对甲胺磷感兴趣,我眉飞色舞地讲起它时,别人冷冷地看着我,以为我发病了。真相是:它是我身体里的东西,我说起它其实就是在说我自己。有劲吗?

那会儿还有很多奇闻,譬如楼上的阿泰是甲胺磷车间的操作工,干了快三十年,他说自己的肝已经熏得跟炒猪肝一样,居然还没死。有一天他被毒蛇咬了一口,结果那条蛇被他毒死了,他自己居然又没死。我们听到这种传闻都很怀疑。阿泰有口无凭,找不到第二条毒蛇,也不想再被蛇咬一口,就撩起衣服站在楼下草堆里给人们看:“瞧,蚊子不咬我。没有一只蚊子敢咬我,咬了,它就死。”周围一片喝彩:“阿泰,房事记得戴套子,不然你老婆也得死。”

九六年冬天,老杨去农药厂报到。天空晴朗,一丝不挂,心里既高兴又忧伤。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工作,忧伤的是这个巨型工厂对他来说过于地熟悉,一丁点新鲜感都没有,全是熟人。工人们看见他,就虚张五指,像童年时代那样要捏他的蛋,嘴里喊道:“小子,又回来啦!”

进厂后,老杨被分配在第二车间。国营企业的规矩,大学生头一年得下基层,当学徒使唤。杨迟的爸爸是党员,在厂里有点地位,昔日的荣光顺便荫庇了老杨,第二车间不生产甲胺磷,而是毒性较低的除草剂。党员的觉悟太高,有些话不便放开了讲,老杨就跑到我家来,问我爸爸:“我们车间主任到底好打交道吗?我想快点调进科室啊。”我在一边窃笑。我爸爸大声说:“你那个车间主任是个傻逼,小心点,他以前玩女人的。”老杨说:“玩女人关我什么事嘛?”我爸爸说:“你别被他玩过的女人玩了,到时候下岗。”老杨狂点头,觉得我爸爸说出了真理。我妈听了大怒,说:“别教小孩这个,教点有用的。”

我爸爸还能有什么有用的知识?第一是毒气泄漏顶风撒丫子就跑,第二是不要在各类管道和阀门附近逗留,第三是不要去跟老阿姨勾勾搭搭。这太初级,党员的儿子能不懂吗?老杨说:“您还是讲讲谁是傻逼吧,这个最要紧。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到底傻逼还是牛逼都得扫听清楚的。”我爸爸使劲搜索着脑子里的档案库,把各处人等的陈年旧账翻出来给老杨说了一遍,结论是:操,这个厂里,就剩那两座水塔是干净的了。

当年我去工厂上班的时候,我爸爸曾经奸笑着告诉我:“如果车间主任看你不顺眼,胆敢让你滚蛋,你就找张白纸让他签字,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劳资科要是说你旷工,你就说是主任答应放假的。国营企业的逻辑,你是国家的人,除了国家谁也别想让你滚蛋。”到了九六年,情况大不一样,厂长和中层干部都他娘的入股了,这厂有一半是他们的。作为股东,车间主任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局,不需要再汇报给国家了。我爸爸抱怨说,多少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捞着,这傻逼厂长才调来三年,他居然成董事长了,我操!

我爸爸下了第二个结论:池浅王八多,都是傻逼,谁都别信,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