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三节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杨迟在化工学院一个喷嚏,鼻血飞溅在女同学的身上脸上,女同学以为自己哪儿走光了,导致老杨气血翻涌。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鞋上,接着他毫无掩饰地打了第二个喷嚏。女同学不干了,让他赔洗衣服。老杨在水房里一边洗一边流鼻血。下铺的兄弟说,洗个外套就这样了,以后让你洗胸罩你不得死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老杨看见男生、看见宿管阿姨,乃至看见一条狗都会流鼻血,出血量超过了全校血崩最厉害的女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医院了。

那时离他毕业只有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整日闲逛,很适合生场大病。去医院一查,倒也不严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见风就长,这还了得?鼻腔里进进出出的都是风。医生捋袖子说,必须切除,准备动手术。

老杨问:“手术大吗?”

医生说:“你会有两三天不能动。”

这就必须找个人来伺候他。老杨交游广泛,全校三五千号人,最起码有一千个他都认识,很多人都愿意到医院去值班,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动弹的样子。他有点不乐意。恰好此时我从成都打电话给他,他撒娇似的说:“我快要死了。”

我说:“我也快要死了。”

那时我已经自由了,海阔天空,一贫如洗,把工厂里上班三年攒下的钱挥霍一空。我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车去西藏。当然,那时候厂医姐姐已经不在拉萨了,她旅游、读研究生、出国,跑得比飞毛腿导弹还飘忽。我在成都遥望西藏,想起和她做爱时的快乐,以及她离去后的伤痛,不禁胃口大开,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火锅,吃了一个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块钱的时候,我穷途末路,打电话到老杨的宿舍里,问他成都有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死也要死回戴城,最起码让我妈能看到我的尸体。

老杨说:“我需要人来照顾我,给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洗干净屁股等我。”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我们之间日常打招呼的话。

我他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发小,先是连滚带爬地买到了火车票,然后给自己灌下了足足八颗黄连素,扔上火车,奔向他。

这一路上我半个姑娘也没遇到,全是些筋疲力尽的男人,他们已经被旅程或生活折磨得卷了边。那八颗黄连素让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脑也黏住了,直到两天后才缓过来。

我遇到一个背吉他的女孩,那时车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车时我正躺在座椅上,脑袋冲外。这么躺着会被来来往往的行李和推车撞到头,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脚搁在车厢壁上,甚至挂在车窗外,舒服。我从一个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头看我,她明艳而动人,像天使那样干净的脸色。我告诉过杨迟一百次,如果平躺着仰视一个姑娘俯下的脸,就会被她打动。老杨无所谓,他喜欢反过来。他认为我在工厂医务室里的体检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来看她,短头发,穿一件美军夹克衫,这让我更着迷。在此之前我喜欢的姑娘,有烫头发的,有扫把头的,有飘逸直发的,而男孩头的仅此一款。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的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请她坐下,她摇头表示不需要,把吉他抱在胸口说:“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车上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名叫《堕落天使》。”我插嘴说:“《堕落天使》是郑智化的歌。”她没理我,偷偷伸出左手给了我一个中指,然后开始弹琴。这是一首欢快的歌,带有火车行进的节奏,歌词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错,最后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发出的惨叫。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来看着她。

那个年月火车里还能抽烟,只要别把车厢给点了,随便抽。我给自己搞了一根烟,听着她唱完。没什么人鼓掌,我也不鼓掌,为了那根中指。她开始唱第二首歌,没报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这首歌,打算到车厢里走一圈的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她的企图,那些脑袋都缩了回去。

我以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这时有个列车员走过来对她说:“唱得挺好的,但是别唱了,列车广播都听不见了。刚才有个乘客晕倒了。”然后大声说:“这儿谁是医生?”一些脑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来。列车员摇摇头,对这帮中国人的素质表示担忧,又指着她说:“还有,车上禁止乞讨。”说完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