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第5/26页）

五

那年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在地上抽了几下就不动了。然后不久，警察来验尸，把贺先生就地剥光。那时我站在人群的前列，脚下如穿了钉鞋，结结实实扎下了根，谁也挤不动。因此我就近目睹了验尸的全过程。等把贺先生验完，他已经硬了，因此剥下的衣服也穿不回去。警察同志们把裤子草草给他套到屁股上，把衣服盖在他身上，就把他搭上了车运走了。验尸中也没发现什么，只发现他屁股上有一片紫印。有位年轻的警察顺嘴说：他死！当时我觉得简直废话。“他”当然死了，你没看见他脑浆都出来了吗？然后马上想到这可能是术语。回去一査辞书，果然是的。那位小警察也没什么证据说是他死，只不过那么多人瞪着眼看着，屁股上那么一大片淤伤，又黑又紫，不说点啥不好。最后结论当然是自杀。其实打在屁股上，不伤筋骨不害命，还是相当人道的。后来和贺先生关在一起的刘老先生出来，别人问他是谁打的，他也说不太清楚，因为谁想起来都去打两下，只单单把凤师傅点了出来，倒不说他打得狠，只说他戴黑皮手套，拎根橡皮管子，一边打一边摸，弄得人怪不好意思。

后来家属据此要告凤师傅，但是刘老先生已经中风死掉了，死无对证。贺先生死的情形就是这样，对此我有一个结论，觉得犯不上和凤师傅为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大坏蛋。闹了一回红卫兵，他干这点坏事，不算多。闹纳粹时，德国人杀得犹太人几乎灭了种。要照这么算，凤师傅只打屁股，还该得颗人道主义的奖章。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也不在贺家大多数人身上。贺老妈妈七十多，又是小脚，只想到告状，不能怪她缺少想象力。贺家大公子五十多岁，也不能怪他没想象力。贺家小公子，和我同年，叫做贺旗。原来在院里生龙活虎，也是一条好汉。我真不知他是怎么了。

六

下乡时，线条没跟我去云南插队。她跟父母下了干校，其实是瞄着李先生而去。当然他们的情形不一样，下干校时，线条是家属，爱干不干，十分轻松。而李先生是托派分子，什么活都得干。后来不说他是托派了，干校是工人师傅主事，又觉得这龟头血肿不顺眼，继续修理。当地农村之活计有所谓四大累之说，乃是：

打井，脱坯，拔麦子，操屄。

除了最后一项，他哪一样都干过。再加上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老农民揍得不善。幸亏是吃牛肉长大的，身体底子好，加之年龄尚轻，不到三十岁；要不线条准是望门寡。

现在系里的人说起李先生，对他下干校时的表现都十分佩服。说他一个海外长大的知识分子，能受得了这些真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头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还是等等吧。

线条说，李先生那时的表现真是有趣极了。叫他干啥就干啥，脸上还老带着被人打包时的傻笑。她觉得龟头血肿这大E.T.简直是好玩死了。要不是干校里耳目众多，她早就和他搞起来了。

后来李先生自己对我说，老弟，我们是校友，同行，又是同事，当年你还给我送过馒头，这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告诉你实话不妨。在干校的时候，我正在发懵懂，觉得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儿。像我这样学科学方法的人，也有这种念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但是想到我在大陆遇到的这些事，又是血肿，又是托派，又是满头大包，实在比迷信还古怪。还有一件更古怪的事：每天下工以后，床上必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第一个可疑分子就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印度师兄。有一回我嫌他在房间里点神香，就钻到厕所里弄点声音给他听，一连扳了七八下抽水马桶。这下把他得罪了，他就叫我做起噩梦来，一梦三年不得醒转。既然碰上了这样的非自然力，还是乖乖屈服为好，免得吃更大的苦头。李先生在干校里的事就是这样。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

“文化革命”前，矿院有个俱乐部，夏天的晚上，从八点到十一点，一直亮着灯，备有扑克象棋等等。那里有吊扇，沙发上还铺了花边，既凉快，又宽敞。每天晚上我都到那里去下棋。有一天人家告诉贺先生说，王二的棋非常厉害。贺先生头发油黑（是染的），指甲修过，声音浑厚，非常体面。他的棋也好，却下不过我。但是他常来找我下棋，输了也不以为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