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第4/26页)

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时,许由正好从楼下经过。贺先生还和许由说了几句话,所以他不是一下就跳下来的。后来我盘问了许由不下十次,问贺先生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等等。许由这笨蛋只记得贺先生说了:“小孩,走开!”

“然后呢?”

“然后就是砰的一下,好像摔了个西瓜!”

再问十遍,也是小孩走开和摔了西瓜,我真想揍他一顿。

在我年轻时,死亡是我思考的主题。贺先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我想在他身上了解什么是死亡,就如后来想在陈清扬身上了解什么是女人一样。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选得都不那么好。就以贺先生来说,在他死掉之前,我就没和他说过话。而许由这家伙又被吓坏了,什么都忘记了。你怎能相信,一个存心要死的人,给世界留下最后的话仅仅是“小孩走开”呢?

贺先生后来的事我都看见了。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以他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活像新鲜猪肺的物质。不但地上有,还有一些溅到了墙上和一楼的窗上。这种死法强烈无比,所以我不信他除小孩走开之外没说别的。

贺先生死后好久,他坠楼的地方还留下了一摊摊的污迹。原来人脑中有大量的油脂。贺先生是个算无遗策的人(我和他下过棋,对此深有体会),他一定料到了死后会出这样的事。一个人宁可叫自己思想的器官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气魄实出我想象之外。

虽然贺先生死时还蒙有不白之冤,但在他生前死后,我从没对他有过不敬之心。相反,我对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等等),都不能动摇我的敬爱之心。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造成了万人空巷争睹围观的伟大场面的人。

前面提到李先生说过,取道香港来参加革命工作是个错误,这可不是因为后来龟头血肿起了后悔。起码他没对我说过不革命的话。他说的是不该走香港。在港时他遇上了一伙托派,在一起混了一些时,后来还通信。到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他揭了出来。

李先生的托派嘴脸暴露后,我和线条在小礼堂见过他挨打。那一回人家把他的头发剃光,在他头上举行了打大包的比赛,打到兴浓时还说,龟头血肿这回可叫名副其实。线条就在那回爱上了他。二十三年前,线条是个黄毛丫头,连睫毛都发黄,身材很单薄,腰细得几乎可以一把抓,两个小小的乳房,就如花蕾,在胸前时隐时现。现在基本还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显得憔悴疲惫。她是我所认识的最疯最胆大的女人,尽管如此,我也没料到她会嫁龟头血肿。

现在应该说到李先生挨打的情形。那个小礼堂可容四五百人,摆满了板条钉成的椅子,我们数十名旁观者,都趴在椅子上看。李先生和参赛选手数人在舞台上,还有人把大灯打开了,说是要造造气氛。李先生刮了个大秃瓢,才显出他的头型古怪:顶上有尖,脑后有反骨,反骨下那条沟相当之深。这种头剃头师傅也不一定能剃好,何况在场的没有一个是剃头出身,所以也就是剃个大概,到处是青黑的头发茬。我在乡下,有一回和几个知青偷宰一口猪,最后就是弄成了这个样子。我和线条赶到时,他头上的包已经不少了,有的青,有的紫,有的破了皮,流出少许血来。但是还没赛出头绪,因为他们不是赛谁打的包大,而是赛谁打出的包圆。李先生头上的包有些是条状,有些是阿米巴状,最好也是椭圆,离决出胜负还差得远。李先生伸着脖子,皱着眉,脸上的表情半似哭,半似笑,半闭着眼,就如老僧入定。好几个人上去试过,他都似浑然不觉。直到那位曾令他龟头血肿的凤师傅出场,他才睁开眼来。只见凤师傅屈右手中指如凤眼状,照他的秃头上就凿,剥剥剥,若干又圆又亮的疙瘩应声而起。李先生不禁朗声赞道:还是这个拳厉害!

线条后来对我说:那回李先生在台上挨打,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真可爱!对此我倒不意外。李先生那样子,和E.T.差不多。既然有人说E.T.可爱,龟头血肿可爱也不足怪。线条还说,有一种感觉钻进心里来,几乎令她疯狂。她很想奔上前去,把他抱在怀里,用纤纤小手把那些大包抚平。这我也不意外,她经常是疯狂的。真正使人意外的是她居然真的嫁给了龟头血肿。

我也爱过李先生。在我看来,一个人任凭老大栗凿在头上剥剥地敲,脸不变色眉不皱,乃是英雄行为。何况在此之前,他曾不顾恶名,愤起为自己的龟头论战。虽然想法有点迂,倒也不失为一条好汉。所以当他被关在小黑屋里时,我曾飞檐走壁给他送去了馒头。线条说,要给李先生以鼓励,我也不反对。她给他的条子,都是我送去的。那上面写着:龟头血肿,坚持住!我爱你!我想,哥们儿,你活着不容易。让我婆子爱爱你也无所谓。谁知到后来弄假成真。线条真成了龟头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