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第4/9页）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经济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国有企业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他特别强调改革的时间价值，在回答“可不可以把产权改革的步子放得慢一点”时，他说：“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并不是真正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个人责任，所以很多改制方案他能拖就拖。就好比，这个西红柿放着放坏了，我没有责任。但如果这个西红柿卖了，而人家说我卖便宜了，这是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的，那肯定就不卖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国有资产就这样子流失吗？”

在2004年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O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做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一举改变了郎咸平孤军奋战的局面，将“郎顾之争”引向社会大讨论的阶段。有人说，从1997年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所谓国企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是将50多年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转移到极少数现任企业和地方、部门的领导手里；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在合伙盗窃国有资产。还有人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

这些激烈的言辞使得郎咸平感到有必要划清界限，表示自己与其完全无关。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了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因此没有什么说服力。他后来又说，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应按他所总结的“青啤模式”进行。这样双方在大方向上就没有太大差别了，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是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是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是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l）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好处，包括理想的市场经济对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2）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3）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有一个情况很有趣，身居海外、自称原教旨主义和纯正的新左派的陆兴华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他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从思想到语言都是标准自由主义的。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显然，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垢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例如，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