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2/11页）

可是，当我们回到80年代来看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否真的是思想家的时代呢？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不把它叫做“思想热”却把它称为“文化热”的时代呢？

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8年到1989年的10年间，由于改革开放而重新走上“寻求富强”也就是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中国，10思想界似乎又回到晚清、五四那条从“长技”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又开始了观念上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这激起了后来被称为“新启蒙”的思想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为了清理当下政治与传统思想的渊源，也为了曲折表达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化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传统和历史进行了 “追诉”和“检讨”，这就引出了所谓的80年代“文化热”。可是应当注意到，在这个“文化热”中，似乎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为什么说是在“矛盾”中展开？因为这个思潮中存在彼此相反相成的两种文化取向，这也为后来的中国提供了多种引申的思想资源。

一方面，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融入“全球”的途径。当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向往“现代化”，不仅从现实上来说，这是痛定思痛之后对10年“文革”历史的反思结果，而且感情上也痛切地感到“落后是要挨打”甚至要被“开除球籍”的，11因而思想史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在20年代“科玄论战”，以及更早的五四“反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晚清“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论争的历史延长线中。在这种被史华兹称为“寻求富强”的心情下，科学、民主、自由等来自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仍然是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人们一方面接过当时官方提倡的“现代化”口号和“科学”旗帜，不仅鼓吹科学而且倡导理性，另一方面接过官方对于 “文革”的批评，继续高扬五四以来的民主口号，这使得五四以来如鲁迅等人的“批判国民性”，仍是文化主旋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声音也依然很强。特别是，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可以体会到，因为不好直接抨击政治、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就只好让文化和传统为我们“还债”，所以就像“伍子胥鞭尸”一样，“绕过政治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12不过，这也让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事业和从事这个事业的学者，变成那个10年的“前沿”和“明星”。当时的思想主流是发掘传统文化中间导致中国今天封闭、落后、蒙昧的历史因素，因此，儒家、佛教、道教就统统被翻出来放在聚光灯下。“文化热”中研究文化史是中心领域，李泽厚不仅那三部思想史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美的历程》那样的通俗文化史加艺术史读物也风靡一时。13余英时那部《士与中国文化》成为很多学者的案头读物，主要原因是它对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精神的反思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那时文化和历史批判很有力量，文化史领域处于政治文化的聚光灯下。

可是，另一方面，在普遍失去信仰之时如何寻求认同？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寻求富强的意义仍在“重建中国”。毕竟都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对于传统和历史多少有一些认同习惯和依恋心情，而且传统汉族中国的“天下大国”心态，也让“胸怀天下”的中国人面对“汹涌西潮”时并不那么甘心，不那么能够像日本福泽谕吉说的那样，完全“脱亚”而“入欧”，14也不能完全转身向西，舍弃中华文明。人们总觉得，传统中国的文化中还是有适应现代的资源，即使没有西方冲击中国，一样会产生现代性（资本主义），因而他们对于儒家学说、佛教精神、道教想象等，尤其是那些很自由的思想、很反叛的行为、很怪异的公案都很有兴趣。所以，在批判的同时，也不免又有点儿留情，对它的好感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溜进来。像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在谈到禅宗造成士大夫心理的内向和封闭的时候，可能现实批判意味很重，但在谈到禅宗影响到文人“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的时候，又往往很称赞。显然，要“让传统归零”是不可能的，何况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与传统不仅是中国认同的基础，而且，寻求富强与融入世界就是为了重建强大的中国，延续传统本身就是批判传统的目的。

这种内在矛盾在文学方面的表现特别清楚。熟悉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直接批判“文革”的“伤痕小说”之后，1980年代很快出现了“寻根小说”。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在延续五四精神，引进各种国外资源（包括西方现代的小说和戏剧理论，也包括拉丁美洲新兴的小说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发掘“国民性”之麻木和愚钝之外，又在试图寻找传统中新的内在资源，从传统中突破传统。所以他们有时会觉得，正统的儒家好像很保守，官方的意识形态很没有意思，中原的、汉族的、秩序感和道德感都很强的文化，似乎也很乏味。当时有人就说，中国“酒神”精神太少，‘旧神”精神太多，就是“理性”多而“冲动”少，觉得中国文化不够自由、奔放和豪迈，太温文尔雅了，嫌中国知识人太功利和现实，不能张扬个性和自由超越，所以才导致思想的正统、落后和保守。因此，一方面人们在批判传统造成的制度与思维僵化、科学技术的停滞和保守落后的风气；另一方面人们又常常去发掘传统里面那些怪异、反叛和边缘的东西，包括佛教禅宗、道家思想、巫现之风，以及边缘的西南、西北以及那里的少数民族，就开始被看中了。像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贾平凹《腊月正月》等，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趋向和色彩，就连2000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也不例外，他的获奖作品《灵山》里面就大量用了贵州（非汉族）、佛教、道教这些和中原（汉族）、儒家主流文化不一样的元素，表明1989年后离开中国的他，有关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仍来自10年“文化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