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第2/3页）

当我们的社会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某些“文化”走向市场，会产生、出现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现象。但这并不构成机械照搬“批判理论”的理由。因为这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社会很难完全契合，“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环境中与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也非常不同。其实，在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对信息的单向输控，如“文革”期间只有几个“样板戏”进行强制性观看，才使人变成简单、贫乏、机械、空洞、苍白且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今天，像画廊、音像公司等“文化商业”机制的出现，当然有诱使艺术家“向钱看”的负面影响，却又实实在在地为“另类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空间。恰恰是这种机制打破了“单向度”，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可见，“大众文化”在转型的社会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在转型社会中，第一步的任务其实还远未完成。有论者以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感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可谓“字字矶珠”，入木三分。我以为，这说明《单向度的人》紧紧抓住了那一特定社会的问题，但惟其如此，它与其他社会的距离必然也就越大，它的局限性也就越大。所以，当与之不同的另一社会“引进”这一“批判”时，就更要慎重，更要对其作一番“规模不小”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才能真正得其神髓。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强调，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是“激进的而非保守的攻击”，这一立场，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也为一些中国学者亦步亦趋，竞相仿效。似乎中国的背景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的背景，“启蒙”已经完成，现在是批判、清理“启蒙”、“理性”、“人道主义”的弊病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学者写道：“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启蒙运动以来通行于西方的主要理念如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等都进行了批判性再思考”，并实际以法兰克福的观点论曰：“人道主义的理念中蓄含着反人道的因素，它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辔而行。不管是在学理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和排他性。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不过是将隐藏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认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由此指责“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对这段“理论”与“历史”都充满谬误的文字的评析不是我的任务，引征此段文字只想说明，某些中国学者是如何不顾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而机械照搬的。似乎，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与“启蒙”早已完成的发达社会一样，是要对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等观念作一番批判和清理。对启蒙的彻底否定，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联。也就是说，他们要放弃一系列得到长期的历史经验支持、被证明问题虽然多多但实际仁却没有比之更好的观念和体制，而要完全重新设计一整套理论上“完美无缺”的观念和体制。法兰克福的批判的实际效果，只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产生的“现代性”的种种弊病的纠正，而不是（因为不可能）根本上的废止。相反，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横向移植”的后果便是使正在艰难催生的“现代性”更加难产。

这也说明，同一种理论在“纯学院”背景中与“泛政治”背景中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学者对一种“知识”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尤应加以注意。一种学说、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我们就离开了“纯学理”的内在整体性，进入了学理、观念在特殊历史脉络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一层次。这样，我们必然不得不离开“纯学理”、“纯观念”的领域。因此，这时我们重视、追问的不是“文本”(text）中的观念的“普遍”意义，而是要解释、说明、强调这些观念在“当事者”所处的特定“脉络”（context）中是如何显现的，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也可以说，一种“社会化”的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了普遍性，但同时也便具有了危险性。普遍性程度越高，危险性也就越强，所以对这种“社会知识”的引介尤应慎之又慎，而如何将其与一个特定社会的脉络“接脉”，亦即前面所说“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则是一个更为复杂、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