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4/10页）

怎么办呢？张样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

张祥龙说：“这条中行路线是可行的吗？实现之后会有重大的复兴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的效应吗？回答是肯定的。它肯定要比上行路线容易实现，因为它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全面转轨，也不一定意味着现行执政党的特点的消失，而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衍，或生物保护区思路与实践的文化转移。换句话说，建立儒家特区或保护区是一种不与现代化主流直接对抗的边缘建构，付诸实行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由儒士共同体实施仁政

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多次演讲并发表文章，主张儒化，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要比蒋庆、张祥龙的儒教开放一些。2005年，他的演讲和文章合集为《仁政》一书，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为什么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9

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一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那么，什么东西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呢？康晓光说：“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这意味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自动’解决腐败和不平等问题。”

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康晓光认为，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国的问题不会缓解或是消除，正相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

他说，儒家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再说，“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有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