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2/10页）

“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禅让如凭君主个人之好恶，此仍是私而非公，而儒家禅让之说，后遂化为篡夺之假借。而永远之革命，亦不能立万世之太平。儒家所言之革命，遂化为后来之群雄并起，以打天下之局。”

“君主之家天下，毕竟仍是天下为私。同时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与君主平等，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在人格道德上，以不能与君主平等。反之，如君主与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则人民在政治上，应亦可言‘人民圣明，君罪当诛。’若欲使此事成为可能，则君主制度必然化为民主制度。”5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猛烈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人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使国人把当代儒者看作只是追求个人完善的自了汉与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6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划分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经典，就是汉代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公羊学就是对孔子所著《春秋》的阐释。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做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是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六经，中国文化之总汇也。孔子之术，即儒术，王者之术也。政治秩序必统于此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即必统于此中国文化之文统道统，方能统纪一而法度明，从而方能合法。”换句话说，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否则就是“违背尧舜以来至孔子一脉相承的王道政治文化传统，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蒋庆的朋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汉学家贝淡宁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新儒家》（上海三联书店）一书中对蒋庆的上述主张作了解释。贝淡宁说，蒋庆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意识形态，从长远来看很难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该书190页）。

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

在政治操作层面，蒋庆设计了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讨论和决定国家政策。其中任何一院都没有超过其他两院的权力，无疑这将导致权力对抗和政治瘫痪的危险。

依儒家逻辑，蒋庆不赞成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