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第3/5页）

邓小平“8·18”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

再看政治改革。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1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于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过去，对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从来没有反省到制度层面。惯常的做法是歌颂制度“无比优越”，而把祸害和罪责归咎到个别人头上。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五个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

邓小平认为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中还存在着封建主义。他说：“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2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罕见地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意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对比，而且肯定了后者。之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比如，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3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角度，反思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14

政治体制改革放慢脚步

然而，就在邓小平发表这些意气风发的讲话的同一个月，即1980年8月，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大规模罢工和要求自由权利的事件，情况愈演愈烈，引起中国领导层极大担忧。党内领导层有人指出，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可能结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这个背景下，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动作变得谨慎起来。

1986年9月到11月，在筹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系列讲话，再次催动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5

但是这一次，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三条：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他在讲话中不再提制度变革了。

邓小平提议，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

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在邓小平划定的范围内，政治体制改革浪潮达到高峰。十三大报告专门列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章，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一章提出七条措施：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随后发生的1989年风波，中断了党政分开的进程。在此之后，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是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改革大胆突破，政治改革多方设限，当政治改革的吁求高涨，可能引发动荡的时候，不惜放缓甚至暂停政治改革，以保障经济发展顺利进行，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

三个代表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思想的发展与延伸。

毫无疑问，邓小平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也出现了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他曾说，发展起来之后，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