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第3/4页）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1月份，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圣人蛋：爱卖弄某方面的能力、不合时宜的人。），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清是：真的是，的确是，强调之意）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二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年年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当然不愿意了，小柱就喊了咱们梁庄一帮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儿、老二、老三、老四，咱们这边去八个人，去都拿个片刀，我拿个钢管，没找住那个娃儿，把他们村另外一个娃儿打一顿。

大哥讲到这里，二哥忍不住发出感叹：“那次幸亏没找到那个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时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换个人。都野蛮得很，泼死哩打，好像没个啥约束。”

为啥不干了？我车间主任那个位置被老板亲戚占了，心里有点不顺，刚好又和甘肃一个人闹矛盾。老板看见小柱掂个刀在车间里晃，不让小柱干了，只叫我在那儿干。我给老板说，我兄弟是为我的事，你把我们钱一清，我们一块儿走。这是1995年的事。

回来干农活不行，关键是不挣钱。在梁庄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来一直在北京，当过保安，也到化工厂打过工。我看他那儿空气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厂。当时听小柱说在煤厂干活时摔过一跤，里面有个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没起来，估计是怕有啥事，工厂就不让他干了。后来又干过刷漆，也没见过戴口罩。生病估计都与这有关。

从北京借的钱，六百块钱，直接来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挣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满足了。没人管没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阴历九月份来的，就没有动。整整十六年，一直没有动。我没有投资，投资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楼上扛，一包一块钱，一口气扛了十六包，最轻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还是信任咱，才让咱扛，不是那个人还不让你扛。

现在少出力了，比原来多挣钱了。钱还是不够用，一块分十块都不够用。梁东上学，一年四千多学费，再加上吃喝，一年一万多。先上大专，又上本科，上了五年。你大嫂一年到头吃药，至少得几千块钱。家里人情世故也大，行的人情多，我是一人挣钱全家人花。

不过也有高兴事。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梁东给我发了个信息，你看，我给念念：“圣诞将至，不知你又和佳友们到哪儿去畅游？无论你在哪里，请别忘记了我对你的深深祝福！”我回了四句：“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

今年，梁东在郑州要结婚，买房需要四十多万，五十多平方米，四十万，吃人啊，还说是在郊区。你说咋办？好不容易供出来，还得管，你说不管行吗？就他那工资，多长时间能攒几十万？我给他借了八九万，还借你万科三哥三万块。儿子又给我发短信：“亲爱的老父亲！儿子让您受苦了！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却仍然让我那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出力！受苦！心里很受伤！”我看了心里也难受啊。说实话，就咱们这个收入，供一个两个大学生，这个家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