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的写作与阅读（第2/4页）

《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这篇用垂直方法写成的小说，处处体现出本质中的矛盾的直接崭露。小说开头那个火车站的描写，一下子就将读者从表面带入深层。这个陌生的车站对于读者来说是头一次见到，他却又似乎成千上万次见过这类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本质的东西就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你认不出它，但你感到似曾相识；你硬要辨认的话它依然排斥你，同你拉开距离；而你，继续受到它的吸引。这种情况就像那个投币电话机，人不断地投币叩问，机器永远不回答，但人仍然抵挡不了诱惑继续叩问。这个车站构成的背景就是人的生存模式，读者必须适应这样的模式才有可能将阅读继续深入。正因为是本质，它的答案就不在水平面上。读者经过再次切入，答案便会在深层自动呈现。当然，这种呈现仍然是不知不觉的，读者还是无法认出。

就在那弥漫着烟雾和水气的小站里，矛盾以暗示的方式呈现出来了——原来本质是一个矛盾。女皮货商同前夫之间那种带有永恒性质的矛盾，正是我们人类生存本质的真切再现。读者宛如在梦中一样进入这个矛盾，听到命运的模糊的低语。就在他正要对周围的这种暗示产生感应，明白过来之时，事态的发展会急转直下。却原来他必须将自身摆进去充当角色，通过矛盾的表演来获取自己的时间体验，从而再一次切入更深的本质体验——“我”的间谍活动说的就是书中的主角和实际的读者所进行的这种阅读活动。将自己摆进去进行表演，在能动的阅读中体验生存。当“我”这样表演时，“我”就同自己的过去遭遇了，这个过去其实是我的未来——局长。局长明确地告诉“我”，“我”的惟一出路在于逃离，亦即，在冥冥之中从一个矛盾向另一个未知的矛盾深入。

无论何时何地，世俗生活总是一种强权，而本质的生活深入地底，在世人眼中几乎消失。辛梅里亚就是一个代表消失了的生活的小国，这个国家在生的界限的那一边，属于死的领域，其语言则因难以发声而濒临灭亡。然而这个即将绝种的民族却有着自己的代表——一位辛梅里亚语教授。这是一位以表演本质为终生职业的教授，他的阅读是发生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惊险舞蹈。他用死人的极限语言飞跃绝壁，并随时让自己的身体消失，将纯粹的时间展示给他的读者，使他们同他本人一道起舞，站出来生存。

所谓零度写作就是教授这样的表演：凝视彼岸（死），直到彼岸溶进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躯体内开辟出空间。因为人是用黑暗的肉体来进行空灵舞蹈的。读者们，随着教授起舞吧，你们的身体将发生微妙的变化。

书中的第六章讲述的是“元小说”的问题，翻译家马拉纳的终生活动都是对这种小说的追寻。或者说他要将一切好小说都变成“元小说”。而这个“元小说”，据说是由隐居的印第安老人讲述的，那位老人存在于传说中。“元小说”的追求使得马拉纳从小说里提出最基本的要素，将其普遍化，推广到所有的小说中去。这里当然是一种高度象征的说法，并且所谓小说的要素，也绝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说的表面构造因素，而是那种深藏的、看不见的构成本质的原素。比如在这个第六章里头，一个人物是马拉纳，他是一股力，他要将每一篇作品的物质承载体抽空，使之“均一化”（即本质化）；另一个人物是老作家弗兰奈里，他为自身的肉体存在而苦恼，日复一日地操练，企图达到“纯”境界，变成柳德米拉书本上的那只蝴蝶。正是这同一个马拉纳，却在某一天告诉弗兰奈里，肉体不仅是到达彼岸的障碍，同时也是媒介，有物质才有精神。于是这两个面临相似问题的人通过向深处的切入，运动起肉体（或物质）继续行进在对于“元小说”的追寻的途中。小说创造的两大基本要素就是肉体与精神，它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是艺术家的精神历程。只有当弗兰奈里对柳德米拉的爱变得分外强烈之际，蝴蝶才会飞到他的稿纸上。

既然本质的构成要素是精神和肉体，亦即时间与空间，从身体历史的沉渣中获取时间便成了艺术家的首要事业。于是产生了那种每分每秒在追逼着自己去生存的危机感。艺术家在每一次的危机中颠覆自己的肉体的历史，改写履历，然而到头来又被更沉重的历史所镇压，然后又是更为激烈的、拼死的颠覆。

《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说的就是主人公走进充满凶限的内在世界，从死亡的怪兽口中抢夺时间的历险。一个人，为了高级的生存将自己逼得如此之苦，以至于到了睁眼看见的一切都印上了死亡标记的地步，他的生命将如何样延续下去呢？在这一章中，作者向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这样的生存的确是可怕的。你感觉到死亡向你悄悄走近，你又必须活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在酝酿灾祸，威胁着要对你实行剿灭，但你却不得不又一次介入生活，因为你抵挡不了诱惑——你的体内渴望时间的体验。那是怎样的难堪与痛苦，看那被用强力翻开的、用力抽搐的剌海胆——茨维达小姐生存的象征；还有死囚绝望地在悬崖上摸索的手；被海底岩石磨坏了的锚的弯臂；无处不在的黑色。这种种的暗示构成了“我”的命运。但是怎能不生存呢？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我”顺理成章地被卷入了考德雷尔先生和茨维达小姐的阴谋，也许“我”本来就是这两个人构成的阴谋中的一部分，“我”的时间嵌在他们那天衣无缝的安排之中。生存是多么惨烈的一件事啊，如果人要在瞬间成为宇宙的主宰（“乐队指挥”），他就只能终生在追捕之下潜逃，并在潜逃中每时每刻不忘表演。茨维达小姐和考德雷尔先生的那种冷峻甚至冷酷的性格就是因为看透了宇宙间的这种秩序，在多年的突围和越狱活动中形成的。这两位的精神世界中是绝对排除伤感的。“我”既是旁观者也是当事者，两位生活导师的阴谋之所以得到“我”十分默契的配合，完全是由于“我”自己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不冒险便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