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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繁护曾想考察这个部族的来源，此后还设想邀请人种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学者加入考察队。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些受邀学者未及进入柬埔寨，考察项目就被取消了。

寺庙长老是个异常沉稳的智者，他经常与高木繁护及宋巴迪讨论佛教教义，偶尔会指出正统上座部佛典及其论说的自相矛盾之处，但立论却非常清晰明了：对这个部族和拉瓦纳寺的僧人来说，惟一可信的教义即是佛所说经，以及佛陀与众大弟子的论法对话。他从未引用除此之外的任何经典。此派独传经部，律的部分极其简要，没有论藏部分。对正统上座部教典和北传佛教，老住持没有表露轻贬之意，他从不作出判断，而是以巧妙设问的方式让两位客人自己推想此段经文是否合乎佛法本意。若与佛陀本意有违背相异之处，他往往无语，含笑不答。这独特的论辩风格深深感染了他的两位客人。

“宋先生，您可以想像，那种对话的风格，以及精到的论述，令我和高木先生非常好奇也非常神往。静修的那两个月是我人生中最为快慰的一段时光，仿佛重新出生了一次。更让人惊奇的还在后面。有一天，我们怯怯地问长老是否可以一睹寺院藏经的真容，他回答说，寺内并无书写的贝叶经或现代印刷的佛经，他们全靠世代的口耳相传。如果僧侣们的辩论碰到了分歧，他们就向修持最为精深的三位长老请教。若三位长老也不能作出妥善解答，长老们会进入他们称之为‘圣堂’的一个洞窟，那里正是石板经文储藏之地。只有真正的得道解脱者才能得以进入。僧人们严格遵循这个仪轨，如此世代相守不悖。因此，能看到石板经文的永远只有三个人。”

高木和宋巴迪退而求其次，余下的日子里，他们就在长老讲说经文时开始做书面记录。记录的经文每天都有增加，这个工作令他们两人都陶醉其中。

两个月后，他们返回了曼谷，稍事休整过后，又返回了丛林，一直待到了第二年十月。此时，他们已将住持长老讲说的部分经文辑录成稿。

长老已接纳他们为族人，村里甚至还为他们举行了一个隆重仪式，所有人，僧侣、男子、妇女和儿童，每个人都排着队来为他们祝福。当他们随众人向长老和村中长者行吻足礼后，他们成了拉瓦纳村的村民和寺庙的一员。

长老正准备挑选继承人，他暗示宋巴迪继承其衣钵，在他故去后来维系这个部族和它的信仰。宋巴迪当然愿意，不过，他希望在此之前能返回金边，先行请示过乌那隆寺的住持长老。

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时的柬埔寨已在日本的占领下。乌那隆寺的长老宽容地同意了宋巴迪的请求，出于好奇，他留下了高木他们所辑录的讲经抄本，这份文稿碰巧被“日暹协会”过访的客人看到了。

高木繁护和宋巴迪返回曼谷后继续着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计划在来年雨安居期间再回拉瓦纳寺。高木刚到曼谷，立即就被召到了协会办公室。

他进去的时候，大使坪上贞二也在那儿。高木繁护的考察发现曝光了，他不得不同意组建一支考察队。

“如此说来，石板经文在此以前已被发现了？”宋汉城追问道。此时，僧舍里的油灯跳动着，似乎也在期待着故事的下半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南征军获得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学术界也引发了某种热潮，大批学者进入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开始了对所占领地区文物的掠夺性的搜集，所谓的‘金百合计划’静悄悄地展开了。很少有学者会抗拒这种诱惑，因为，所有一切都被冠以非常美好正当的目的：文化共荣。为挤压西方在亚洲的殖民势力，提供侵略扩张的合法性，建立以日本为领导的文化共同体成了帝国东亚政策的核心。而对半个亚洲来说，佛教是惟一一个共同的历史遗产。在此背景下，石板经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帝国可以借推动佛教复兴之机，巩固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高木的研究项目因此得到了高层的重视。为安抚高木繁护，一九四一年由‘日暹协会’提名，他获颁了泰国政府的奖章。”

宋汉城从背包里找出了复印自牛津的高木繁护致史梯德的最后一封信，递给了宋巴迪长老。室内光线昏暗，长老让宋汉城将房间里另几盏油灯移到一处，他要亲自看过。学僧跑出了僧舍。

就着灯光，长老展信而读，读毕，似有万千感慨。他又继续往下讲述。

高木繁护所忧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支特殊考察队显然别有目的，他们直奔石板经文而来。在此事件中，高木繁护和我间接充当了向导的角色。考察队领头的是日本使馆的文化参赞。他们到达拉瓦纳村后，参赞便直接向长老提出想观看石板经文，不料遭到了拒绝。即使再三恳求，住持长老也没有答应。除了三位长老和其指定的继承人，谁也不能进入经窟，他将严守仪轨。参赞恼羞成怒，但在采取最后措施前，他还是请高木繁护去说服长老和当地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