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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日本佛教研究的众多派别中，高木繁护以及他的助手中村增造可谓是异类。他们合弃了从中土传入日本的很多部派经典，执著地在早期巴利文佛经中爬梳，这是高木繁护欧洲游学六年的结果。他回国后所发表的论文，让他成了昭和时代佛教学术界的异端而饱受攻击。

高木繁护受到排挤后，被曹洞宗一系的驹泽大学客气地拒绝留用，此后流落到一间地方普通大学教授东方哲学。当时二十出头的中村增造虽然没有与高木繁护受到同样的对待，暂时还能栖身其间，却也只能私底下偷偷与他的老师保持往来。

“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应该是一九四〇年吧，高木繁护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远在暹罗拉玛六世一九二〇年访问日本时，就曾特别去瞻仰了镰仓大佛。之后基于“暹罗民族与大和民族的宗教同源”，成立了“日暹协会”。受到鼓励的暹罗沙文主义，开始效仿日本实行宗教一体化政策。暹罗统治者剥离了佛教的非暴力教义，断言“佛陀从来没有禁止信徒们拿起武器进行自卫”，释迦牟尼的一些语录甚至还被编入了军队誓词。暹罗政府借鉴了日本神道教，宣布小乘佛教为国教，国王成了佛教的教首，成了暹罗版的天皇“现人神”。这其中，日本本土本愿宗的身影时隐时现。作为宗教的佛教，走上了彻底世俗化的不归路。

一九三八年銮披汶元帅上台执政，于佛历二四八三年（一九三九年）改国号为泰国。他积极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这是高木繁护突然受到重用的背景。

“曾经将高木繁护扫地出门的驹泽大学校长特地登门，在高木家门前谢罪。这样的境遇变化，真是颇具嘲讽意味。据说校长是受到了来自‘日暹协会’高层的直接施压，所以才如此降贵纡尊吧，”J博士停顿了片刻，“高木小姐，您父亲肯定没有和你说起过这事吧，当时高木议员才两岁。”

直子从未听父亲提起此事。关于祖父，父亲除了与家人每年去神社祭祀时会偶尔提起，几乎很少谈到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幼年时父子相处时间不多的缘故吧。毕竟，除了在珍珠港战事前的那年春天，高木繁护曾回家长住过一段时日，大部分时间他都随考察队辗转在东南亚地区，每次都是行色匆匆，逗留几日便又离去。

直子记忆深刻的倒是祖父的书信，父亲极其珍重地将这些已经发黄了的信函收藏在了一个镏金漆匣中。祖母过世前，惟一交代儿子好好保留的就是这些信件。匣子里，还有一尊雕刻精美的小佛像。

“那几年，高木繁护在学术界的声誉戏剧性地得到了提升。而个中原因，是由于他的研究非常偶然地与帝国在东南亚采取的‘同源共荣’政策产生了共鸣。一九四一年那年假期的最后几天，当时泰国驻日大使向高木繁护颁发了一枚奖章，以褒奖他的学术贡献。与北传佛教相对应的南传佛教，在学术界获得了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高木繁护同时也被聘为‘日暹协会’的特别研究员。颁授仪式就在驹泽大学的礼堂举行，对高木先生而言，堪称‘甜蜜的复仇’吧。而此时，日本佛教几大宗派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也纷纷开设了高木繁护先生的讲座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在早期佛教研究方面的三个重要建树：第一个是。早在一八八三年南条文雄出版的英译本《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第二个就是高木繁护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南传佛教正朔勘名》；到一九八〇年代，另一位日本学者‘批判佛教派’的中村元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印度佛教研究：附书目注》，这个中村元与中村增造和中村佑行可没有任何连带关系。此书出版后，日本学界对于梵藏文献的重视和比较研究，终于成为一个既定的支柱。这真是很啰嗦的学术史话，两位不会觉得厌倦吧？”

J博士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那感觉就像面对两个学生在当面授课。

此刻，对面的宋汉城和高木直子听得很入神。

“说来有趣，战前一直追随高木繁护的中村增造脱离了早期的学术轨道。战后，他在早稻田和驹泽两所大学的授课工作和学术研究一直不脱离曹洞宗的本门经典。表面看来，原先高木繁护的研究又沉寂了下来。在我担任中村增造助手的那几年里，他几乎是以一种严谨到刻板的态度，要求所有的弟子严守门规。我们当时的见解当然还处在一种相当粗陋浅薄的阶段，没有力量反叛，也不能不遵从导师引导的方向。

“让我现在想起来仍觉有趣的一件事，是在一九八五年。中村佑行那时已从早稻田毕业，他继承父亲的职业，希望进驹泽大学学部担任助教。虽然我和他年岁相差近二十岁，我们却极其投缘。中村增造是反对儿子走自己的老路的，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儿子的学术志向似有存疑。那天，中村佑行来我家，就是为了避免他父亲的阻碍，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