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1/12页）

一天，梅夫·斯托弗从达拉斯打来电话，说西蒙斯的儿子哈里非常担心父亲，想同他说话。哈里打电话回父亲家，负责看守农场的保罗·沃克说他不知道西蒙斯去哪儿了，建议哈里给EDS公司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哈里很焦虑，斯托弗说。西蒙斯在电话里安抚了儿子。

西蒙斯告诉科伯恩，哈里有些问题，但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他从未提起过布鲁斯，很久之后科伯恩才知道西蒙斯有两个儿子）。

西蒙斯常常谈起自己的妻子露西尔，以及他退休之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非常亲密，西蒙斯似乎后悔自己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自己多么爱妻子。“珍视你的妻子吧，”他劝科伯恩，“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荒谬的是，西蒙斯的建议给科伯恩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嫉妒西蒙斯和露西尔有过的伉俪情深，他也想这样，但他知道自己同莉兹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不禁怀疑自己的真爱其实另有其人。

一天夜里，西蒙斯笑道：“你知道，我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西蒙斯说话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西蒙斯会解释，有时候不会。这一次，西蒙斯给出了解释——西蒙斯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感觉欠罗斯·佩罗的情。

突袭山西战俘营的后果是苦涩的。尽管突袭队员没有带回一个美国战俘，但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西蒙斯希望美国公众能如此看。在早餐会上，他同国防部长梅尔文·拉尔德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消息发布给媒体。“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行动。”他告诉拉尔德，“他们是美国战俘。帮助自己的同胞是美国人的传统。上帝啊，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很快就发现了拉尔德在怕什么。媒体和公众将这场突袭看成是失败——因情报错误而导致的另一场灾难。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上写着：美国营救战俘行动失败。罗伯特·道尔参议员提出表扬这次行动的议案时说：“一些战俘已经在战俘营里熬了五年。”肯尼迪参议员答道：“但他们还活着！”

西蒙斯去白宫接受了尼克松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以表彰他“杰出的英雄主义行为”。其他大部分突击队员将由国防部长拉尔德授予奖章，但只能得到嘉奖绶带，这只比优异表现绶带好一点，军队戏称其为“绿条子”。得知这一点后，西蒙斯怒不可遏。他打电话找参谋长韦斯特摩尔兰德将军。接电话的是代理参谋长帕尔默将军。西蒙斯将“绿条子”的事告诉了帕尔默，然后说：“将军，我可不想让军队难堪，但我的队员很可能把嘉奖绶带贴在拉尔德先生的屁股上。”结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拉尔德给其他队员授予了四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五十枚银星勋章，没有“绿条子”。

突袭行动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他们是从新来的战俘口中了解到的）。这次行动的重要副作用就是战俘营——战俘们被永久地禁闭在单独的牢房里——被关闭了，所有美国人被送到两个大监狱，那里没有足够的牢房单独关押战俘。不过，世界将这次行动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西蒙斯觉得自己的队员们蒙受了极大的不公待遇。

他痛苦失望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周末，罗斯·佩罗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他说动了军队，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队员们从世界各地召集起来，将他们介绍给他们试图营救的战俘们。那个周末，西蒙斯觉得他的队员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感激。而这都拜罗斯·佩罗所赐。

“所以我来了。”西蒙斯告诉科伯恩，“我他妈的当然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科伯恩想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出生那会儿的事，他非常明白西蒙斯为何会感激佩罗。

4

1月22日，数百名年轻的空军军官在德兹福尔、哈玛丹、伊斯法汗和玛沙德的空军基地叛变，宣誓效忠阿亚图拉·霍梅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他还指望着伊朗军队能把伊斯兰革命镇压下去。伊朗首相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也忽略了这件事，他还在夸口说用最小的力量就能对付革命。国王也不觉得这件事多么了不起，他没有去美国，而是在埃及盘桓，等待在必要的时候回去拯救他的国家。

认识到叛变意义的，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和伊朗军队参谋长阿巴斯·加拉巴基将军。

沙利文通报华盛顿，指望有人发动支持国王的政变是不切实际的，革命必将胜利，美国最好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新秩序。结果他受到白宫的严厉训斥，暗示他对总统不忠。他打算辞职，但他妻子劝他不要这样做——他要对仍滞留伊朗的数千名美国人负责，她指出，他不能置他们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