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第13/36页）

彼时正值南明张名振率水师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甚至一度进逼南京，江南局势十分紧张。宁完我、刘正宗如此一番弹劾，陈名夏立时便有了反清复明的重大嫌疑。顺治皇帝十分重视，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

在午门楼上暗中观察的顺治皇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余谟、陈秉彝二人，大加训斥，并立即解职。最终，陈名夏被定罪，以弓弦绞杀于午门内的灵官寺，终年五十四岁。时人因而感慨说：“溧阳千磨百铄而不死，死之以弓弦。”

陈名夏被杀的引子是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冠，被杀的原因是南方大臣党争失败，这不过是表面现象——

当时，南方战火纷纷，南明李定国正攻打广东，张名振活动于长江水域，沿海一带的郑成功也蠢蠢欲动，几方打算联合起来抗清作战，此即为前面提及的钱谦益所策划的“楸枰三局”。

在这样的局势下，陈名夏看到顺治皇帝喜欢明朝衣冠后，随口说了句“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顺治皇帝深藏于心的警觉，杀机大现。实际上，陈名夏之死是顺治皇帝猜疑汉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汉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较晚，尤其是满清在江南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一手炮制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诸多惨剧，深遭江南士民怀恨，因而较之北方大臣，满清朝廷对南方大臣更不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在清初多次南北党争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惨败的根源。

搞垮陈名夏后，冯铨、刘正宗等北方大臣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纷纷出动，以陈名夏“亲戚”“党羽”的罪名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大臣，进一步火上浇油。一时间，南方大臣感觉大祸临头，人心惶惶。顺治皇帝为了稳定局势，不得不亲自出面警告冯铨，冯铨这才不敢再兴风作浪，这场大风波由此平息。

在此之前，顺治皇帝一再向天下人表白自己是以宽治政，还常常叹息昔日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自陈名夏案发生后，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并于五月以“任意结党营私”的罪名，将陈名夏的好友陈之遴[25] 发往盛京。不过顺治皇帝爱其才华，不久即复职。

陈名夏之死只是一个序幕，清廷从未对江南真正放心过，随后又有江南丁酉科场案，牵连了一大批江南名士。

第七节　江南丁酉科场案

江南人杰地灵，素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才子名士层出不穷。明末清初之际，如号称“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号牧斋，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龚鼎孳（娶秦淮名妓顾眉）、吴伟业（号梅村，与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旷世情缘），复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陈贞慧等，无一不是声动天下的名士。吴门诗人吴兆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文风炽盛的地方。

吴兆骞，字汉槎，号季子，江苏吴江（今江苏吴江）人。少有俊才，成名很早，九岁时就写出了数千字的《胆赋》，十岁时写出《京都赋》，声震文坛。

才气纵横，又才名远播，养成了吴兆骞高傲狂放、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时候在私塾读书，经常将同学的小帽子拿来当溺器小便。当先生责问时，他竟然回答说：“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先生由此叹息道：“此子将来必以名大惹祸。”

吴兆骞却毫不以为然，非常自负地告诉好友汪钝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览无遗。正因为他自少年时期起，便“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因此乡里有不少人对他又嫉又恨。

吴兆骞曾随父亲宦游楚地四年，后因张献忠农民军起义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乡。明朝灭亡后，吴兆骞遂归隐乡里，与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吴伟业对少年吴兆骞非常赏识，二人曾一同游历。

顺治六年（1649年），吴地成立了“慎交”“同声”二社，二社其实都是复社巨子陈子龙所创建畿社的分支。陈子龙抗清败亡后，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声”二社。吴兆骞与兄长吴兆宽、吴兆宫加入了慎交社。吴氏少年才俊，高谈雄辩，声望甚隆，被推举主持慎交社。当时名满江南的才子尤侗、计东、顾贞观[26] 等，亦加入了慎交社，成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吴兆骞与顾贞观情投意合，二人结为生死之交。而后来吴兆骞罹难，顾贞观所表现出来的友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