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3/4页）

“我就来，”玛丽说。“我就在这儿。”

当她再次醒来，经过了一次似乎没完没了的睡眠，但见他的头斜倚在墙上，他的身体已经收缩起来。他的眼睛仍旧睁着，仍旧望着她，疲惫不堪，没有任何表情。她隔着很远的距离看到他，虽说她的视觉将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排除在外，看到他坐在一个小水潭面前，水潭被透过百叶窗投射下来的带条纹的菱形光柱给映红了，百叶窗现在已经拉下来了一半。

在接下来的整个夜里，她不断梦到呜咽和哀告，还有突然的喊叫，梦到几个人形扣锁在一起并且在她脚下翻滚，在血泊里翻腾，欣喜若狂得大喊大叫。她被从她背后的阳台上升起的太阳唤醒了，阳光透过玻璃门晒暖了她的颈背。已经过去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地板上留下来的杂沓痕迹已经变成了铁锈色，门边放着的行李也已经不见了。

在登上通往医院的砾石车道之前，玛丽停下脚步，在门房的阴影里休息了一会儿。她身边那位神态疲惫的官员还挺耐心的。他把公文包放下，取出太阳镜，又从胸袋里掏出块手帕擦拭镜面。女摊贩们正在把各自的货摊组装起来，准备迎接早上最早的一批访客。一辆破烂不堪的运货车围着坑坑洼洼的铁皮，正在将鲜花分送给各个卖花人；更近些的地方，一个女人正从一个航空公司用的大旅行提袋里往外拿十字架、小雕像和祈祷书，把它们摆放在一张折叠桌上。远处，医院的门前，一个园丁在为车道洒水，把尘土压下去。那位官员轻轻地清了清嗓子。玛丽点点头，他们再度出发。

一个已经变得很明显的事实是：这个拥挤、混乱的城市遮蔽着一个兴旺、复杂的官僚机构，一种由职能既分离又重合、程序和阶层各不相同的各政府部门构成的隐藏的秩序；她曾在街上经过无数次的某些毫不张扬的门面，通向的并非私人的住家，而是空荡荡的候见室，挂着火车站的大钟，听得到持续不断的打字声，或者是逼仄的、铺着棕色地毡的办公室。她受到盘问，反诘，被反复拍照；她要口述各种声明，签署各种文件，还要辨认无数照片。她拿着一个封口的信封从一个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重新又被盘问一遍。那些身穿运动夹克、神态疲惫的年轻官员——也许是警察，或者文职公务员——待她很客气，他们的上司也是一样。一旦她的婚姻状况得以澄清，再加上她一双儿女都在几百英里以外的事实，尤其是她面对无数次的盘问一直坚称她从来就没打算跟科林结婚，大家对她的态度就变得既客气又怀疑了。她显然也就更多地成为一个信息的来源，而非他们关切的对象了。

不过这样也好，同情弄不好会压垮了她。实际上，她惊骇不已的状态被拉长了，她的各种情感简直全都付之阙如。要她做什么她完全照做，毫无怨言，问她什么她都一五一十地回答。她这种缺乏自觉情感的表现更加重了人家对她的怀疑。在副司法官的办公室里，人家还恭维她的陈述如此精确而又富有逻辑的一贯性，完全避免了容易导致歪曲真相的感情用事。那位官员冷冷地总结道，“根本就不像个女人的陈述。”她身后还发出几声窃笑。虽说他们确定无疑，并不相信她犯下了任何罪行，大家对她的态度仍旧像是她已经被副司法官本人的定性——而且特意翻译给她听的“肆无忌惮的淫乱”给玷污了。在他们的盘问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假设——抑或不过是她的想象？——她出现在这样一种犯罪当中在他们看来实属理所当然，就像一个纵火犯出现在了别人纵火的现场。

同时呢，他们向她描述这次犯罪的时候，又彬彬有礼地将它当作司空见惯的无聊琐事般归入一个既定的类别当中。这个特别的部门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处理过好几宗这样的犯罪，当然细节上容或有不同。一位制服笔挺的高级警官在候见室给玛丽端来一杯咖啡，紧挨着她坐下来后，给她解释了几点此类犯罪的基本特征。比如，受害者由加害者公然展示出来，并且显然对其有身份上的认同。还有，加害者在准备工作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细心周到——他扳着指头一一细数偷拍照片、备好麻醉药、把公寓里的家具都卖掉，还有事先把行李都收拾好；而另一方面又是任性胡为——他再次一一列举——像是把剃刀留下、预订航班以及持合法的护照旅行。

这位警官的列举还要长得多，不过玛丽已经没心思去听了。他最后轻拍着她的膝盖总结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好像被抓住、受到惩罚就跟犯罪本身同样重要。玛丽耸了耸肩。这些“受害者”、“加害者”、“犯罪本身”等等的字眼都毫无意义，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