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第4/15页）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

那时候，沈云锡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因为给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的大佐太太治愈过妇科病，沈云锡被军统特务以汉奸罪名逮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花了三十根大条（十两重的金条）疏通关节，才让沈云锡无罪获释。同年，沈云锡的爷爷心力交瘁，中风死去。

1953年掀起了公私合营潮，表面上是合营，实质是将私有财产公有化。长生堂与一家国营中药店合并，改名“人民中药店”，挂了几十年的“长生堂”金字招牌摘下来，放在床上当铺板还嫌窄，最终只能劈了当柴烧，对此，沈家父子非但不能有任何情绪，还要脸挂笑容，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沈云锡的父亲当了中药店的挂名顾问，作为股东，每月可以领取五十元的股息，足以让全家人吃穿不愁，但心底始终郁积着一口气，中医术语叫“毒火攻心”，一年不到就吐血身亡。

沈云锡因为声名在外，斜桥地段医院和南市区中心医院都表示欢迎他前去。沈云锡最终选择了斜桥地段医院，那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院里的阑尾炎手术、自行配制的脚气药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沈云锡当了中医科的副主任，凭着一贯的妙手仁心，成了院里的第三块金字招牌。沈云锡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想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安心行医，潜心钻研，在这期间，他写了三本中医药方面的书，《百冰治百病》是最后一本。

沈云锡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自己喜欢的活，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远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想象和承受的。如同狂风暴雨下，一只卡在枝杈上的鸟窝想不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风雨之大，风雨之猛，百年老树都有可能拦腰折断，何况地段医院这样一棵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