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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的斗争中，凯瑟琳始终没有落败。其实这是可以预料的。尹曼和她已经结婚几年，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双方父母都有压力。特别重要的是，尹曼身在学术界，在保守的美国社会，声名还是相当重要。

最后尹曼和妻子的“美满婚姻”保住了。乌玛一直独自居住。这似乎是婚外恋的正常结局。但是事实证明，尹曼和乌玛的关系不仅仅是一段婚外情。据凯瑟琳说，她的丈夫是真心爱乌玛的。这么多年，尹曼一直和乌玛保持情人关系。虽然他做得小心翼翼，但凯瑟琳还是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最重要的线索是，尹曼携全家在佛罗里达度假的时候，曾经无比烦恼地告诉妻子，乌玛这几天突然给他下最后通牒，让他离婚，否则她将把两人多年通奸的事情写信告诉参议员。更令凯瑟琳痛苦的是，乌玛手中的把柄远远不止两个人的婚外情关系。尹曼这几年发表的论文，有很多都来自乌玛的计算成果，而尹曼从未把乌玛的名字署上。乌玛保留了所有的原始数据，做了记录。她威胁尹曼，如果再不离婚，她会把这一切报给学术审查委员会。到时尹曼将被赶出学校，也不会再被任何一家大学接受，而他尚未开始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当时听完凯瑟琳流着眼泪诉说这段事情，朱丽亚首先想起的就是：乌玛当年之所以会离开约翰霍普金斯，既不是因为其英语水平不够格教书，更不是因为学术水平有问题。可笑的是，和乌玛有署名纠纷的甚至不是冯川，而是尹曼。乌玛在即将拿到终身教职之前离开霍普金斯，无非就是因为尹曼威胁她，如果想保持恋爱关系，乌玛必须离开霍普金斯，以免两个人的关系被学校发现。乌玛的离开，也清楚地说明了两个人关系的实质。

这个女人的生活实在是太不幸了。从遥远的欧洲大陆独自来到美国，婚姻不幸福，被丈夫抛弃。好不容易有了倾心相爱的人，却不能结合，最后仍然孑然一身。更加不幸的是，她还为此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数学界。

鲁斯坦首先想到的则是另一件事。

综合来看，凯瑟琳为什么要说出这件事？虽然这不算直接指认丈夫为凶手，但在警方已经怀疑的情况下，这极大地加深了警方对尹曼的怀疑。

朱丽亚和鲁斯坦揣摩凯瑟琳的心理，有两种可能存在。一种很简单，是凯瑟琳想报复尹曼。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她两个孩子都还小，她没有理由背叛自己的家庭。另一种可能性是，她知道对尹曼更不利的证据，但是她隐瞒了下来。为了取得良心的平衡，她供出了尹曼和死者之间的罗曼史。

但是凯瑟琳究竟掌握了什么更不利的证据，他们没有办法探知。既然她对丈夫和孩子爱得很深，不管法律的威慑力有多么强，他们也无法勉强她主动说出关键证据，自己亲手彻底毁掉丈夫和家庭。

此外，案发现场的很多事情都仍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抢劫现场是伪装的，但是，凶手既然伪装了抢劫现场，又为什么要删除通话记录？为什么抢劫现场伪装得那么刻意，除了抽屉以外的地方一丝不乱，以至于有经验的侦探一眼就能看破？一个入室抢劫的人删除通话记录，这是出于什么样的逻辑？另外，死者那奇怪的姿势究竟代表了什么？当时悲惨的景况在鲁斯坦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死者身后的鲜血从厨房拖到了客厅，是凶手把她拖到客厅的，还是她自己挣扎着爬到了客厅？为什么要到客厅？还有，死者胸前所中的那两刀，角度不一样，凶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些疑点，无论李忍是凶手，还是尹曼是凶手，都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

但是，在现有的证据下面，除了尹曼，他们没有更好的嫌疑人了。这个案子从案发到现在，媒体一直很关注，妇女团体、移民团体在网络和报纸上频频发表评论，政府压力很大。无论是鲁斯坦的上司，还是朱丽亚的上司，都一面压着消息，一面催促手下尽快破案和起诉。

朱丽亚跃跃欲试，自从弗兰克指认尹曼以后，她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在大陪审团面前呈现这个案子，才能成功起诉尹曼。虽然鲁斯坦心里有着很大的疑团和不安，但摆在面前的事实是，即使自己不满意女友急于起诉的功利动机，他不能不考虑，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来越远，各种证据和证人都会更难得到。特别是，他们该怎样才能取得尹曼的DNA证据？

“你打算怎么拿到尹曼的DNA？”鲁斯坦挠着头发问女友，“跟对付忍一样，约出来偷他的杯子？”

朱丽亚沉吟了一下，说：“虽然非法得到的证据也未必不能用，但总归给自己多找麻烦。看起来，尹曼和忍的性格不一样。或许，如果我告诉他他的太太已经和我们合作，然后威胁将把案子提交大陪审团起诉，无论他清白与否，提交DNA都是唯一选择。就他目前的情况，孤注一掷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如果他拒绝提交DNA，我们把案子交给大陪审团起诉，他一样是要提交DNA，而且那时，他的名誉就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