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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厄兹加大油门，把车开得又快又颠簸，他穿过东环路到了他的可以俯瞰密歇根湖的公寓。有好几件东西他希望从他的故事中获得，而他知道这回肯定能拿到。钱是一方面，主要是从成书中获得。他马上就能有一本平装书在报亭里出售了，他要在案犯落网后三十六个小时就出书。在日报上刊登独家新闻能引起一场新闻界震动。他马上就能看到报界大王们——《芝加哥先驱论坛》、《洛杉矶时报》，不可一世的《华盛顿邮报》，还有那众望所归的《纽约时报》——他们都争相刊载有他版权的报道，并在他的署名后配上他的照片。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满意的事！

而那些狂傲的曾经蔑视并拒绝和他一起喝酒的大报记者们，让他们把自己的心肝肺生吞下去吧。

在他们看来劳厄兹是个贱民，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信仰。如果他不这么有能力，如果他是个没本事的笨蛋，那些大报的行家们或许会原谅他为《国民闲话报》写稿。就像人们会原谅一个头脑迟钝的小丑。可是劳厄兹很能干，他具备一个出色的记者的素质——机敏，有胆量和敏锐的眼光，他有惊人的能量和忍耐力。

阻碍他的是他的固执，这个性格让他的上司们深恶痛绝。让他们同样厌恶的还有他无法把自己与故事剥离开来的事实。

在劳厄兹身上有一种赤裸裸的欲望要引起别人注意，就是经常被旁人误称的自我感。劳厄兹长得粗笨而丑陋，个子又矮小。他的眼睛像老鼠一样，而且他眼睛里闪的光亮像沥青马路上的屎尿的反光。

他在大牌报社工作了整整十年，直到他弄明白永远不会有人给分派去白宫的活。他看明白他的出版商们会把他的腿累断，利用他直到他变成一个累垮了、不中用的老醉鬼，在一张没有前途的桌子前伏案耕耘，不可避免地向死期靠拢，不是肝硬化就是因房事猝死。

他们需要的是他的报道，不是弗雷迪本人。他们给他最高的薪水，可是对于需要买女色的人来说，那其实算不了很多的钱。他们拍他的后背跟他说他有很多才干，可是他们连一个专名停车位都不愿意给他。

1969年的一个晚上，在办公室改写报道的时候，弗雷迪突然醒悟了。

弗兰克·拉金坐在他旁边做电话记录。这是给年老记者们分派的活。弗兰克·拉金当时五十五岁了，可他看起来像七十似的。他的眼睛像牡蛎一样，还每隔半小时去他的衣箱里拿酒喝。弗雷迪从他坐的地方就能闻到酒气。

拉金站起来蹒跚地走到编辑的小隔断里，那儿是个女编辑。他用沙哑的嗓音低声和她说话。弗雷迪经常听别人的交谈。

拉金想请女编辑帮他从卫生间的自动售货机取一片卫生巾给他，他膀胱的出血程度已经到非用卫生巾不可了。

弗雷迪打稿的手停下来了。他把文稿撤下来，换了纸，开始写辞职报告。

一个星期后他开始为《国民闲话报》撰稿。

他开始时做癌症栏目的编辑，薪酬几乎是他以前的两倍。他的敬业精神给报社的管理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国民闲话报》有资力付他很高的薪水，因为报社发现癌症有利可图。

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死于癌症。垂死患者的家属们心力交瘁，祈祷无门，面对日益加重的病情，他们愿意尝试任何解救的办法，无论多么荒诞不经——拍打或按摩病人的身体，对病人讲陈腐的笑话，等等。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他们也急切地想抓住。

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在头版上用醒目的黑体字印出“癌症新药”或者“克癌灵方”之类的标题能使任何一期《国民闲话报》在超市的销售增长22.3%。如果全文刊载在头版的标题下报纸销售又会下降六个百分点，因为这就让读者有机会在排队结账的时候读完空洞的文章而决定不买。

营销专家们发现，如果将标题做成醒目的彩色字放在头版而把文章放在后面的版面里，效果就会更好，因为这样购物者就很难一边把报纸摊开一边拿着钱夹又推着购物车。

这种成套路的文章在前五段中用10号字，尽用积极的字眼，然后用小两号的字体，最后降到6号字才说明这些灵丹妙药目前还没有上市或者刚处于动物试验阶段。

弗雷迪靠写这样的文章挣钱，而它们的确为《国民闲话报》增加了不少发行量。

除了带来更多的读者以外，还吸引了很多广告。这些制造厂商们加付一大笔广告费让自己的广告放在周刊的癌症文章的附近。

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刊登更多的信息。于是《国民闲话报》的另一部分收入来源就有了保证：把这些急切的读者的名字卖给一个自称是无线电福音传道者的疯狂的精神变态病人，这个人给这些读者去信勒索钱财。他的信封上印着：“你爱的人就要死了，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