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18/19页）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ibrary，《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施肇基、金问泗，《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中华书局，2016年
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
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2007年
William C. Summers，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Carl F. Natha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1967
Richardson Little Wright, George Bassett Digby , 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2015
[1]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
[2]根据金肃留下的日记记载，当年重阳节，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武汉黄鹤楼重组，改名“文学社”。当时是金肃回国的第四天，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社便在武昌新军暗中宣传革命。
[3]百斯笃，当时东北报纸对鼠疫的称呼，是鼠疫的日语音译。
[4]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347页。
[5]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21页。
[6]北洋医学堂，又称天津西医学堂或北洋海军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当时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西医医院“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的附设学堂。
[7]中国政府正式允许医学解剖比较晚，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解剖条例，才正式准许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