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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同一天；还没有结束，没有床。离开米凯尔之后好一会儿，乔治·史迈利任凭他的脚带领他前进，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太疲倦，也太激动，无法信任自己开车，但还清醒得足以注意背后的动静，以突如其来的转弯摆脱后面可能的追踪者。浑身湿透、眼皮沉重的他，等待着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努力想要放松，一步一步脱离自己长达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冲刺状态。他走过堤岸，到过诺珊伯兰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可能是“福尔摩斯”，他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威士忌，忍不住想打电话给丝黛拉——她还好吗？他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他不可能每晚打电话给她，问她和伟林是否还活着——于是他又跨步前行，直到发现自己置身“苏活”，星期六的夜晚，比平日更喧闹污秽的苏活。他想起大胡子拉康，要求对那个家庭提供保护。但他光想像那个场景，就知道这个想法完全无望。如果瓦拉狄米尔都不是圆场的责任，那么伟林更算不上是。而且，拜托，你如何能派遣一队保姆跟着一个横跨欧陆的长途货车司机呢？他惟一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暗杀瓦拉狄米尔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了——他们别无其他需要。但是，那个巴黎的女人呢？写那两封信的人呢？

回家吧，他想。有两次，他在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趁机查看着人行道。有一次，他走进死巷，然后迅速倒退，搜寻着零乱的步伐，与避开他目光的眼睛。他考虑过要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有时他会这么做，只为寻求一夜安宁。有时他的家对他而言是太过危险的地方。他想到那卷底片，该是打开盒子的时候了。他发现自己凭着直觉已朝剑桥圆环走去，便急急转向东，再次开车上路。他相信自己并没有被监视，便顺利地开上坦途，回水滨街，但仍不时注意着后视镜。他在一个什么都卖的巴基斯坦五金行那里，买了两个塑料洗涤盆和一块三英寸半宽、五英寸长的长方形商业玻璃；在隔不到三户之处，一家现金交易的药房里，他买了十张相同尺寸的二号树脂纸，以及一支小孩用的口袋型手电筒，把手上有一个航天员，只要按下一个镍制按钮，红色的滤光片就会滑出来盖住镜片。从水滨街，沿着一条苦心规划的路线，他开到萨芙伊，从靠堤岸的一侧进入。他仍然独自一人。在柜台，值班的是同一个接待员，他甚至还记得他们开的玩笑。

“我还在等它爆炸呢。”他微笑着说，交还那个盒子，“我想我有一两次听到它滴答响，就这样。”

他起程前往查尔顿之前在前门放置的楔子仍在原处。在左邻右舍的窗户里，他看见星期六的烛光摇曳中交头接耳的人影；但他自己的窗户，仍与离开前一样，窗帘低垂，大门里，一片漆黑，只有安恩祖母的那座美丽小钟迎接着他。但他将立即改变这一切。

虽然疲倦至极，但他仍按部就班地做。

首先，他在客厅的壁炉里丢进三块火种，点燃，加进无烟煤，然后挂上安恩的室内晒衣绳。他穿上一件旧的厨房围裙当罩衫，把系带紧紧绑在肥硕的腰上，作更好的防护。从楼梯底下，他拖出一堆灯火管制时期所用的绿色遮光素材和一对厨房踏垫，拿到地下室。把窗外的光线全遮住之后，他走回楼上，拆开包装纸，打开盒子，不，这不是炸弹，这是一封信和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里头塞了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取出底片，回到地下室，打开红色的手电筒，开始工作，尽管天知道，他根本什么摄影才能都没有，而且以前有需要时，通过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自己的摄影部门总会帮他打理得好好的。或者，他也可以把这些事交给六七名“工匠”之中的一个。“工匠”顾名思义，是指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合作者，他们承诺无论在任何时间接到召唤，都要立即放下一切，不问任何问题，提供所有的技术服务。事实上，就有一位“工匠”住在离史隆广场不远处，是个擅长婚礼摄影的好人。史迈利只要走上十分钟，按这人的门铃，就可以在一个半钟头之后拿到照片。但他没这么做。他宁可忍受不方便与不完美，在自己家里的隐秘处所洗出照片。楼上的电话响起，但他不加理会。

他宁可一再从错误中学习，在房间的主灯下，把底片曝光得太久，接着又曝光得太短。他用一个讨厌的厨房定时器来计算时间，定时器的滴答声，活似出自“柯蓓莉亚”32中的怪物。他宁可愤怒地咆哮咒骂，在黑暗中大汗淋漓，浪费掉六张树脂纸，才让碗里的显影剂勉强显出模糊可辨的影像，然后他上了快速定影剂，等候三分钟。接着加以冲洗。用干净的抹布轻轻按压，这或许会让抹布万劫不复，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接着，他上楼，把照片挂在晒衣绳上。对于那些喜欢挖掘象征意义的人而言，这不啻为一项历史事件。虽然放进火种，但炉火几乎全灭了，因为煤里有太多潮湿的残渣。所以为了让炉火不致熄灭，史迈利必须手脚全趴在地上，对着火苗吹气。这或许会让他想到——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好奇心再次令他将内省的情绪搁在一旁——这个动作与拉康先前要他浇熄火花、不准煽风点火的不情之请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