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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