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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做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祥。朴实、慈祥。很像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像一个校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算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有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勉强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成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针对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因为我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他犹豫地说——“不够小心、不够谨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吉勒姆这时感受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从史迈利苍白嘴唇上的惨淡笑容传染给他的。“去他妈的。”史迈利喃喃自语。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泛出灰白色，身上并未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内会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与我们的讯问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我想他们会把你枪毙，或者送你到集中营。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进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全是老茧。我记得当时想问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像仍戴着手铐一样。”

侍者看到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史迈利又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弹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叫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不准。因此我一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惊吓。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紧张、出神的一动也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心潮起伏，像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姿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像拳击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韧性。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样。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小小的身躯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着，岿然不动。而我——”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