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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