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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停了。什么都没发生。车辆闪起亮光，每个人都很高兴可以回家了。潘戴尔累得要死，发动引擎，缓缓前行，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留意危险的残骸。开始微笑，听班尼叔叔的话。

“那是爆发啊，哈瑞小子，”班尼叔叔老泪纵横，低声说着，“欲望爆发啊。”

如果不是每周一次的探监，班尼叔叔绝不会和潘戴尔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看见侄子穿着口袋上缝了名字的褶皱粗布衣裳，聚精会神坐在他面前，每每令班尼叔叔充满罪恶感的心难以忍受——无论露丝婶婶让他带来多少奶酪蛋糕和书，也无论有多少次，班尼叔叔哽咽道谢，让潘戴尔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信心。他的意思是，别说。

是我自己的主意，警官……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恨那个仓库，警官……我很气我的班尼叔叔，因为他要我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又没给我薪水，警官……大人，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我很后悔，做了那么恶毒的事，让所有爱我、抚养我的人那么伤心，特别是我的班尼叔叔……

班尼很老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棵柳树般古老。他来自利沃夫35，潘戴尔一直到十岁都还认为利沃夫是自己的家乡。班尼的亲戚都是贫寒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或补鞋匠。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载他们前往集中营的火车，让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犹太人村镇与城区以外的世界。但班尼叔叔则不然。当时的班尼是个怀抱大时代梦想、年轻伶俐的裁缝，他想方设法让自己离开集中营，前往柏林，替德国军官做制服。虽然他真正的野心是投入吉利36门下学男高音，以及在翁布里亚37山上买幢别墅。

“纳粹国防军的服装是一流的，哈瑞小子。”信奉民主的班尼这么说，对他而言，所有的衣服都是破衣服，不管质量如何。“你可以有上好的阿斯科特西装，质量最好的猎装和皮靴，但是都没法和我们国防军相提并论。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开始走下坡。”

班尼从德国起步，发展到伦敦东区的雷曼街，和家人一起创立血汗工厂，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全力攻占成衣业，好让他可以到维也纳学歌剧。班尼已经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40年代末期，大部分的犹太裁缝师都已高升到斯托克纽因顿或艾吉威尔，从事较高尚的职业。他们的地盘被印度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取代。班尼没有却步。不久，东区变成他的利沃夫，而艾弗林街也变成全欧洲最好的一条街。几年之后，在艾弗林街——容许潘戴尔知道的内情就只有这么多——班尼的哥哥雷昂和他的妻子瑞秋以及几个小孩，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这个雷昂，因为前面提到的那种“欲望爆发”，搞大了一个十八岁爱尔兰小女佣的肚子，生下杂种哈瑞。

潘戴尔开往永恒。疲累的双眼盯着前面污渍斑斑的红星星，尾随自己的过往。他几乎是在睡梦中笑了起来。班尼叔叔充满良心谴责的独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原音重现之际，他的决定早已被忘在一边了。

“瑞秋怎么会让你母亲进家门，我一直想不通。”班尼叔叔说，摇摇汉堡帽。“你不必引经据典，也看得出她是个好货。纯洁或美德都不是重点。她熟透了，是个即将转变成女人的蠢女孩。只要轻轻一推，她就跨过去了。都早有预兆了。”

“她叫什么名字？”潘戴尔问。

“雀莉，”他叔叔叹口气，活像垂死老人吐露毕生最后一个秘密，“我想是雀莉达的简称，虽然我从来没看过她的证件。她该叫特瑞莎或伯娜达特，或卡美尔，但她就是叫雀莉达。她爹是梅奥郡来的砖瓦匠。爱尔兰佬比我们还穷，所以我们有爱尔兰女佣。我们犹太人不认老，哈瑞小子，你父亲也不例外。我们的问题是不相信天堂。我们在上帝长长的走廊里站了许久，但是要进到上帝精雕细琢的大堂，还有得等。我们之中的确有些人怀疑这天是否真的会来临。”他身子前倾越过铁桌，捉住潘戴尔的手，“哈瑞，听我说，孩子，犹太人恳求人的宽恕，而不是上帝的宽恕。这让我们受尽煎熬，因为人是比上帝更难搞的骗子。哈瑞，我恳求你的宽恕。赎罪，我会在临终的床上得到的。原谅我，哈瑞，签下那张支票的人是你。”

潘戴尔会应允他要求的任何事，只要他愿意继续解释那场大爆发。

“是她的味道，你父亲告诉我。”班尼重拾话题，“他扯着头发，很懊悔。他坐在我面前，像你现在一样，只是没穿制服。‘为了她的味道，我毁了我神圣的理智。’他对我这么说。哈瑞，你父亲是个虔诚的人。‘她跪在壁炉前，我闻到她身上甜美的女人味，不是肥皂和刷洗的味道，班尼，是天生自然的女人。她的女人味征服了我。’如果瑞秋不是到南区码头参加犹太纯洁女儿会的庆典，你父亲就不会堕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