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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琪特,”我回答,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是这样的……”

我和布里琪特手挽手在等绿灯。我告诉她,一天晚上八点,我正待在位于厄灵的昏暗单身宿舍里。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阿玛迪斯·奥斯曼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直接去金丝雀码头,那里的《大国家报》要我去为他们口译,报酬很高。当时我还处于奋斗谋生的阶段,而奥斯曼先生是我的半个老板。

一小时后我就坐在《大国家报》的豪华办公室里。我左边坐着该报主编,右边坐着该报漂亮的王牌记者——你猜是谁?没错,就是佩内洛普——我们三人前面坐着她找到的举报证人。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非洲阿拉伯人,是个商船船员。现在他为了获得我工作一年也赚不到的一大笔钱,愿意举报在利物浦港区工作的许多腐败的海关官员与警察。他的英语讲得很差,其母语是典型的带有坦桑尼亚口音的斯瓦希里语。佩内洛普是报道犯罪活动的王牌记者,但她和主编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报界都知道的那种困境中:是向当局查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再推出爆炸性新闻呢,还是不假思索地相信他说的话,最后却被对方律师以蓄意诽谤告上法庭?

经佩内洛普首肯,我掌控了整个质问过程。随着我反复质询,那个污点证人开始改变、修饰他说过的话,增加新内容,或收回以前讲过的东西。我让这个无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然后指出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在我持续不断的盘问之下,他最终交底了,说自己是一名骗人专家、撒谎大王,只要给他五十英镑就可打发他走人。主编很高兴,对我十分感激。他说,我一下子就让他们报社免于出丑,还省下了一大笔钱。佩内洛普很没面子,但她缓过来后说要请我大喝一回。

“人们常希望他们的口译员个子矮小,戴着眼镜,工作认真。”我低调地向布里琪特解释,“我想我不符合人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笑着回想起一开始佩内洛普对我的痴迷,后来才明白,是某种带有公开炫耀的癖好。

“或许她只是被你完全迷住了。”布里琪特猜道,手挽得更紧了。

后来的事,我有没有和盘托出?要不要把布里琪特当做汉娜不在时的替补忏悔对象?遇到佩内洛普之前,二十三岁的我还是个秘密处男,虽然打扮得帅帅的,但在我精心编织的假象下,我走入的是自己的秘密世界。麦克尔修士对我有过超友情的“关爱”,在他之前还有个佩雷·安德雷,他们都曾让我陷入性恐惧之中,从此谈性色变。难道是先父犯下孽障,而罪孽不打折扣地传给他的儿子?在我们打车回佩内洛普公寓的路上,我一直在怕她直白地揭我的短,比如我没胆子面对女人和性。和佩内洛普做爱时,由于她是床上高手,控制能力至纤至悉,结果两人都爽翻了天。佩内洛普安慰我说,她很满足,说我是她的梦中野马。其实她是不是还蛮可以补充说,这匹烈马是她马厩中最棒的一匹,是劲霸?后来佩内洛普和她的朋友保拉在一起时,以为我没有在听她们聊天,便向保拉说我是最吸引她眼球的劲霸小生。在卧室里,我新被发掘的性潜力如脱缰野马,勇不可挡,连我自己也被全然震撼。感激之下,我居然任自己把伟大的爱情与性成就感混淆起来,于是一周之后,出于习惯性的冲动与天真,我向佩内洛普求婚,她当场就答应了。所有这些要怎么对布里琪特透露?上帝保佑,我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仅仅因为我们刚刚经过康诺特旅馆,走到了伯克利广场的尽头,我才没告诉布里琪特,结婚以来,年复一年,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也多么多么地需要从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跟布里琪特谈话让我的心情愉快了些。仅凭自然地心引力带来的方向感,我猜测我们正往皮卡迪利走去。突然,布里琪特的手挽得更紧了。她拉着我往左转,登上几级台阶,来到一扇宏伟壮观的大门前,但我没能看到门牌号。我们进了门,来到一个装有天鹅绒窗帘的大厅里,大门在我们身后很快又关上了。大厅里站着两个身穿休闲上装的金发男子,长得一模一样。我不记得布里琪特按过门铃或者敲过门,所以他俩一定是在闭路监视器屏幕上注意到我们来了,为我们开了门。我记得他俩跟我一样,都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上装的三个纽扣都没扣上。记得我当时曾想,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是否规定不许扣上纽扣,我是否也应当解开我的哈里斯牌上装的衣扣?

“队长有事耽搁了,得晚点才能到。”坐着的那个金发男子告诉布里琪特。他连眼都没抬一下,只是在看着我们刚经过的那扇大门的黑白图像。“他还在那条鸟路上。得过十到十五分钟才能到。你要让他跟我们一起还是要等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