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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毫不犹豫地就告诉我她的国籍。“我来自刚果北基伍省戈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员。”她低声咕哝着，“而这个可怜的卢旺达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双眼圆睁，神情焦急，想让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讲述了她印象中所热爱的刚果：亲朋好友的死尸一片狼藉，田地荒芜，家畜死亡，城镇焚毁一空，这就是她的家园。卢旺达人蜂拥着冲过边界，把东刚果变为他们的内战战场，给这片因为被国际社会忽视而早已死气沉沉的土地又带来了难言的恐怖。

一开始，这些侵略者只想追杀那些在一百天之内就屠杀了他们一百万同胞的种族灭绝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杀很快就变成为争夺基伍矿产资源的大混战，结果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刚果几乎完全崩溃。而这也正是我极力要向佩内洛普解释清楚的。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英国公司新闻记者，一有消息就喜欢让大家分享。亲爱的，我说道，听我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报纸坚持以家庭为导向。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就这一次，请你刊登一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告诉全世界东刚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把这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你却没当回事。我向你保证，这不是一场弹雨呼啸的战争。不是子弹、砍刀和手榴弹在杀人，是霍乱、痢疾以及由来已久的大饥荒在杀人，而且大部分死者还不足五岁。就在我们说话时，他们每个月仍然要死上数以千计的人。所以报纸上什么地方一定有报道，肯定有。你看，这里就有。第29版，在纵横字谜游戏后面。

我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让人郁闷的消息的呢？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等佩内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听BBC的“全球广播”节目及一些远在非洲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她带着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饭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网吧里。我偷偷地购买非洲杂志。她参加周末进修课程，学习她认为必须进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却身穿笨重的风雪短大衣，头戴羊毛绒球帽，站在户外集会人群的后面。

格蕾丝要换班了，无精打采，强忍着不打哈欠。她对非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谜游戏，她也不知道我和汉娜正在参加一项象征人类和解的行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自称“让-皮埃尔”的垂死的卢旺达人，床边坐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刚果妇女。汉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让-皮埃尔及其族人视作造成她祖国苦难的惟一罪魁祸首。但她不理会让-皮埃尔了吗？她是另叫了一个同事照顾他还是交给正打着哈欠的格蕾丝呢？不，她没有。她握着他的手，称他是“可怜的卢旺达人”。

“请你问他过去住在哪里，萨尔沃。”汉娜用她那口法国腔英语一本正经地命令道。

又是等待。我是说我和汉娜两人心有灵犀地盯着对方，有点儿慌乱，有点儿难以置信，就像有两个人在分享没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见的“天启”。但格蕾丝却看见了。她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俩的关系进展情况。

“让-皮埃尔，你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之前住在哪里？”我问道，声音如汉娜一样，一丝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