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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贾斯丁忽然惊醒过来，瞄了一下手表。晚上九点。他事先在电话旁边摆了笔记簿和钢笔。

“我是彼得。”

“我是拉若。”语带怨气。

“哈罗，拉若。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见面？”

叹了一声。听来绝望、疲惫如末期病人的叹息声，和她绝望的斯拉夫口音很配。“不可能。”

“为什么？”

“我家外面有辆车子，有时候他们会停一辆面包车。他们随时都在监视监听。要私下见面根本不可能。”

“你现在人在哪里？”

“在电话亭里。”她的口气听来仿佛永远也无法活着走出去似的。

“现在有没有人在监视你？”

“看是看不见，不过现在是晚上。谢谢你送的玫瑰花。”

“不管你选在什么地点，我都可以去见你。朋友的家，或乡下什么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开车吗？”

“没有。”

“为什么没车？”语带指责与挑衅。

“身上没带对证件。”

“你是谁？”

“我说过了，是波姬的朋友，英国记者。我们见了面再说。”

她已经挂掉电话。他的胃正在翻搅，必须到洗手间去，可是浴室没有电话分机。他一直等着，等到忍无可忍，狂奔到厕所去。长裤脱到脚踝边时，他听到电话响起。响了三声，等到他跳呀跳过去接起来，电话已经断线。他双手抱头坐在床边。这档事我一点都不行。换成是间谍的话会怎么办？换成是狡猾的老头多诺霍，他会怎么办？如果对方是易卜生笔下的悲剧女主角，换了谁都会和我现在一样，说不定会更糟糕。他再看了一下手表，担心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他脱下手表，放在笔记簿和笔旁边。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戴回手表，拼命想扣上该死的表带时发起脾气。

“彼得？”

“在什么地方见面比较好？随便你。”

“波姬说你是她丈夫。”

天啊。噢，地板不要再动摇了。噢，耶稣啊。

“波姬在电话上那样讲吗？”

“她没有提到名字。‘他是她丈夫。’就这样而已。她很小心。你为什么不说你是她丈夫？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当做你是来找碴了。”

“我打算见面时再说。”

“我会打电话给我朋友。你不应该送玫瑰花给我才对。太夸张了。”

“什么朋友？拉若，你跟她讲话要当心。我的姓名是彼得·艾金森，我是记者。你还在电话亭里吗？”

“对。”

“同一个？”

“没有人在监视。冬天的时候他们只坐在车子里面监视。他们很懒。我看不到车子。”

“你的硬币够不够？”

“我用电话卡。”

“用硬币，不要用电话卡。你打给波姬的时候也用电话卡吗？”

“那不重要。”

她再度来电时已经十点过半。“我朋友正在手术室里帮忙，”她以没有歉意的口气解释，“手术很复杂。我有另一个朋友，她愿意。如果你害怕的话就搭出租车到伊顿区，然后下车走过来。”

“我不怕，我是谨慎。”

拜托，他边想边写下地址。我们连面都还没见着，我才送了她两打夸张的玫瑰，现在就已经像男女朋友一样斗起嘴来了。

离开他住的汽车旅馆有两条路：从前门出去，一个台阶下去就是停车场，或是从后门走到通往柜台的走廊，其中会经过一大串拥挤不堪的其他走廊。贾斯丁关掉房间的灯，向外看着窗外的停车场。在满月的光辉下，每辆车子都戴上一道银色的冰霜光环。停车场有二十来辆车子，只有一辆里面坐了人。有个女人坐在驾驶座，副驾驶座坐了一个男人。他们在吵架。为了玫瑰花在吵吗？或者是为了获利之神在吵？女人比手画脚，男人则摇摇头。男人走下车，对着她狂叫了最后几个字，是脏话，然后用力关上车门，上了另一辆车扬长而去。女人留在原位。她在绝望之下举起双手，放在方向盘最顶端，指关节朝上。她低头以双手掩面哭了起来，肩膀不住地上下起伏。贾斯丁压抑住自己想过去安慰她的荒谬欲望，连忙往柜台方向走，叫了一部出租车。

维多利亚式的街道上，两旁有新盖的梯田式联栋别墅，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其中一栋。每栋房子都稍微偏向一旁，如同一排大船，船头面向老海港开去。每栋房子都有地下室，地下室都有自己的楼梯，前门都在街面之上，有石阶通往前门，石阶两旁有铁栏杆，门上还有敲门时用的黄铜马蹄铁，纯属装饰。七号楼的窗帘和窗户之间有一只灰色肥猫舒舒服服躺着，贾斯丁在肥猫的监视下踏上六号楼的阶梯，按下电铃。他提着他全部家当：一个旅行袋、现金，以及两本护照，尽管莱斯莉严禁他这么做。他已经预付了汽车旅馆的费用。如果他回到旅馆，完全是出自个人意愿，而非必要。时间是十点，是个冰霜满地、冰晶清澈的夜晚。车子在路边以车头碰车尾的方式停靠，人行道空无一人。开门的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女子，贾斯丁只能看到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