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在莫斯科中心区的西南角，莫斯科河在那里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形成了一片突出的土地，上面矗立着中世纪修建的诺夫德维奇女修道院，在其围墙的阴影下，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地。

这个墓地占地二十英亩，荫蔽在松树、桦树、椴树和柳树的林子里面。那里有两万两千个墓穴，埋葬着两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贵族和名人。

墓地分为十一个墓园。一至四号墓园是十九世纪的墓地，其一边是女修道院的围墙，另一边是中央界墙。

五至八号墓园位于界墙和边沿之间，边沿以外是赫莫夫尼奇斯基大道，有卡车在隆隆驶过。这里埋葬着共产党时代的伟人和坏人。小径和巷道的两边是元帅、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和航天员的坟墓。墓碑有些很简单，有些因自我崇拜而相当华丽。

宇航员加加林，因酒后驾驶样机遇难，就埋在这里，距离尼基塔·赫鲁晓夫圆形石雕头像仅咫尺之遥。飞机、火箭和枪炮的模型，表明了这些人生前从事的行业。其他人物胸前饰有花岗石的勋章，但大都被遗忘了。

中间的小径上有一道墙，上面开了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向三个小墓园，即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号墓园。由于地皮珍贵，到1999年冬天，剩下的地块几乎没有了，但还是为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保留了一块。12月26日，就是在这里，米沙·安德烈耶夫埋葬了柯利亚大叔。

他尽量按照他们上次一起吃饭时老人提出的要求去做。参加葬礼的有二十位将军，包括国防部长和莫斯科两位主教中的一位。

老战士生前要求的是全套宗教礼仪，于是寺僧们摇起了薰香炉。带有芳香味的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袅袅升上了云霄。

墓碑呈十字状，用花岗岩制作，但没有死者的肖像，只有他的名字，下面凿刻着几个字：一位俄罗斯战士。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宣读了悼词。悼词很短，柯利亚大叔也许是想在最后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进入坟墓，但他讨厌过分热情的词语。

他读完后，当主教在拖长音调吟咏离别时，他把三条洋红色的绶带和苏联英雄金质勋章放在棺材上面。来自他自己的“塔曼斯卡亚”坦克师的八名战士担当了抬棺人，他们把棺木降到了墓穴里。安德烈耶夫后退一步，举手敬礼。两位部长和其他十八位将军也跟着敬礼。

当他们沿着中央小道向出口处和等候在外面的豪华轿车走去时，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上将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太可怕了，”他说，“走得太惨了。”

“总有一天，”安德烈耶夫说，“我会找到他们的。他们将会付出代价。”

布托夫显然有些困惑。他是政治任命的，是个文职军人，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部队。

“是的，嗯，我能肯定，民警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说。

在人行道上，将军们一个个庄重地与他握手道别，然后钻进他们的公务汽车，匆匆离去了。安德烈耶夫找到自己的汽车，驾车返回基地去了。

五英里以外，冬日的天光在下午两三点钟就消退了，一个身穿袈裟、头戴筒帽的矮个子教士在积雪中匆匆穿行，摇摇摆摆地走进了位于斯拉夫扬斯基广场的那座洋葱头教堂【37】。过了一会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也进来了。

“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上校静静地说。

“我害怕极了。”教士说。

“不用害怕，马克西姆神父。事情是有曲折的，但没有我搞不定的。告诉我，为什么大主教那么突然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21日上午，他接到了札戈尔斯克的一个电话。对此，我一无所知。电话是他的私人秘书接的。我得到通知去收拾行李，才知道这事。”

“为什么是札戈尔斯克？”

“后来我获悉了。札戈尔斯克修道院邀请了巡回传教士格雷戈尔神父的布道活动，大主教决定去参加。”

“这等于他认同了格雷戈尔的异端邪说，”格里辛厉声说，“他一句话都不用说。亲自到场就表明了他的立场。”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询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秘书说不用了，圣座将带上一名哥萨克人做司机，还有他的秘书。两个修女放假去走亲戚了。”

“你没有及时通知我，神父。”

“我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人要来？”神父悲哀地说。

“说下去。”

“后来我不得不给民警打了电话。哥萨克卫兵的尸体躺在楼上。上午，我给札戈尔斯克的修道院打了电话，把情况告诉了秘书。我说有武装抢劫，还开了枪，没说其他的。但后来民警改变了说法。他们说，袭击是针对大主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