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 诈

那天早晨，在从艾登布里奇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假如塞缪尔・纳特金没把眼镜盒掉在座位垫子的夹缝中，这事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偏偏掉了眼镜盒，偏偏又把手伸进坐垫之间去摸索，于是，事情便发生了。

他摸来摸去，手指头不仅碰到了眼镜盒，还触及一本薄薄的杂志，显然是这个座位先前的旅客塞在那里的。他以为是一份火车时刻表，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抽了出来。倒不是说他需要一份火车时刻表。这趟通勤火车他已经坐了二十五年，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安宁的艾登布里奇小镇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车站，傍晚也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坎农街车站抵达肯特，他不需要火车时刻表，只是一时间感到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就脸红了，赶快又把它塞回座垫下面。他打量了一下隔间，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的发现。在他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泰晤士报》和一份《卫报》正随着火车的节奏一上一下地晃动，房产价格版面遮住了读者们的脸。在他的左边，老福格蒂在全神贯注地玩填字游戏；在他右边的车窗外，希瑟格林站飞驰而过。纳特金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光亮。上部印有“新圈子”的字样，显然是这份出版物的名字。封面的底部是：“单身、夫妇、团组——两性联谊杂志。”两行字之间、封面正中的位置是一位大块头女士的照片，她胸部高耸，脸部用一个白色方块遮住。照片上面写着：“广告者H331”的字样。纳特金先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杂志，但在前往查令十字街站的一路上，他一直想着他所发现的这样东西的暗示。

到站后车门一齐打开，上班族都涌到了熙熙攘攘的六号站台。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着文件包、雨伞和圆顶礼帽，直至隔间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鼓起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之间抽出来，塞进文件包，然后手里拿着季度车票加入到朝着检票口蜂拥过去的圆顶礼帽海洋中去了。

从火车换乘地铁，再从曼森大厦地铁站出来，踏上台阶进入三一巷，又沿着坎农街走到他当小职员的保险公司大楼。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在那人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叠艳照。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脑海里。这种事情，谁能解释得清楚呢？那种羞耻和尴尬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躺在病床上，一条腿吊在半空中，自己的秘密口味变得人尽皆知。那天上午他过马路时特别小心，直至抵达保险公司的办公楼。

由此可以推测，纳特金先生并不习惯这种事情。有人曾经说过，人会倾向于模仿自己平时得到的外号：叫一个男人“壮汉”，那么他就会昂首阔步、神气活现；称他为“杀手”，他就会眯起眼睛到处走动，努力去模仿鲍嘉[2]说话的样子；“风趣先生”会一直讲笑话、扮小丑，直至大家都摆脱压力、开怀大笑。塞缪尔・纳特金十岁时，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看了比阿特丽克斯・波特[3]的童话故事，给他起了个“松鼠”的外号，他的命运就这么被框定了。

自从二十三岁起，他就在伦敦工作了。战争结束时，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候，他能找到这份工作可谓很幸运。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稳定，最后还有退休金。这家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支机构，如同五百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安全稳固。这份工作标志着纳特金进入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方圆一英里，触角遍及全球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大本营。

四十年代后期，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午休时，他会在街上闲逛，看看那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古老街道。那时候，面包街、玉米山、家禽街确实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而伦敦墙也确实标志着伦敦城的边界。在这些外表朴素的石头建筑物内，冒险商人们得到资金支持，远渡重洋去中东、非洲和远东开拓贸易往来、开矿或寻宝，再把战利品送回这座城市，进行保险、放贷和投资。这一平方英里之中的董事会和账房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上百万穷人的生计。这些事情让塞缪尔・纳特金感动，但他却从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强盗。总体来说，纳特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光阴荏苒，二十五年后，原先的神奇感觉已经消退，他成了每天潮水般涌进这座城市的上班族中的一员。他穿着办事员灰西装、拿着雨伞、戴着礼帽、拎着公文包，在这里工作八个小时，然后返回近郊的家中。

在这片都市丛林中，一如他的外号，纳特金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工作已经使他适应了办公桌，他是一个身材圆胖的快乐男子，今年刚满六十岁，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为的是能够阅读和近距离看东西。他性情温和，对秘书总是彬彬有礼。她们都认为他很亲切，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下流杂志，更不用说随身携带了。但今天上午他这么做了。他溜进洗手间，插上插销，把《新圈子》杂志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