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期三下午4：45，我来到麦克纳利·约翰逊书店，比讲座开始时间早了一刻钟。不到一个月前，劳拉·贝恩斯出版了她关于催眠的新书，这天下午的讲座就是营销活动的一部分。我买了一本，在楼下找了个位置坐下。几乎座无虚席。

那天清早，我去了一趟戴安娜要开证明的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向我保证，他们第二天就会把证明用电子邮件发过来。所以我给戴安娜发了短信，说问题解决了。不过她并没有回复，我想她是关机了吧。

劳拉本人比网上的照片好看些，而且她显然对公共演讲场合非常老练。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过还是感觉如坐针毡。我想，一旦她知道我是谁、为何而来，会不会没说半句话就让我走人？

演讲结束、问答环节完毕后，一些听众排成一队找她签名，我排在最后。她接过我的书，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

“我叫弗里曼，罗伊·弗里曼。”我说。

“给弗里曼，罗伊·弗里曼。”她微笑着，在书上签了字。

“十分感谢。”

“也谢谢你，弗里曼先生，你碰巧也是心理学家吗？”

“不不，我退休前是个警探，专门接杀人案的。将近30年前，我参与调查了约瑟夫·韦德教授被杀一案。你可能不认识我了，但是我当时和你谈过话。”

她看着我，张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她用左手撩了一下头发，环顾四周，发觉我是最后一个来求签名的人。她盖上钢笔的笔帽，把它装进她放在一边椅子上的手包里。一个头发染成紫色的中年女人始终在两米远的地方尽职地等候着。

“我想和弗里曼先生一起走走。”劳拉对紫发女人说。她有些惊奇地看着劳拉。

“您确定——”

“我当然确定。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注意安全。”

我帮她穿上大衣，拾起她的手包，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天正黑下来，空气中有雨的味道。

“戴比是我的出版代理，”她说，“有时候她就像老母鸡一样，你也看到了。你喜欢这次讲座吗，弗里曼先生？”

“很有意思，说真的。”

“但你不是为讲座而来的，是吗？”

“我只是希望能有机会和你聊上几分钟。”

“演讲之后我通常不会和人谈话，但是怎么说呢，我就像是预料到你会来一样。”

路过扎内利咖啡馆时，我邀她进去坐坐，她同意了。她点了一杯红酒，而我要了杯咖啡。

“我洗耳恭听，弗里曼先生。几个月之前，我和一个记者谈了之后，发觉‘邮差总按两次铃’[1] 。我知道自己会遇见一个向我打听陈年往事的人，这就是女性的直觉。你知道理查德·弗林想写一本关于韦德案件的书吗？”

“是的，我知道。我读了那份书稿的选章。约翰·凯勒，就是那个记者，也给我了一份。但是其间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所以我才想来和你聊聊。”

我给她讲了弗兰克·斯波尔的事，以及他所描述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她仔细听着，没有打断我。

“我说我和理查德·弗林不是恋爱关系，那个记者很可能不相信，”她说，“当然，我和韦德教授之间也没有那样的事。不过，无论如何，那个犯人说的似乎是真正发生的实情吧？”

“韦思莱克博士，我不认为是斯波尔杀的韦德教授。一个有韦德家钥匙的人在斯波尔还在现场的时候进了屋，那时教授还活着。这人几乎和斯波尔狭路相逢，但是在最后一刻斯波尔成功地从玻璃门中逃走了。我再强调一遍：那时教授还活着。斯波尔只是想教训他一下，但要是一个人已经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你再用球棒砸他脑袋一下，那就是想杀死他。不管情况怎样，那个突然出现的人没有叫救护车。为什么？我想那人是一个正好抓住了机会的掠食者，利用了当时的形势：韦德昏倒在地上，玻璃门开着，所以可能是有人闯进来，打倒教授，然后跑了。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应该被控谋杀。”

“所以你想问我，我是否是那个——用你的话说——抓住机会的掠食者？”

我并没有回答，于是她继续说：“弗里曼先生，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教授家。我当时有几个星期没去那里了。”

“韦思莱克女士，你的那个朋友，莎拉·哈珀，为你做了假证，对我们说了谎，而且你也对我们说了谎。约翰·凯勒找她谈过，给了我他做的笔记。哈珀现在去缅因州了，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她可以证明。”

“我早就怀疑你知道她做了伪证。莎拉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弗里曼先生。如果你对她严厉一点，她就会整个垮下来，把真相告诉你。我让她向你们证明我们俩那晚就在一起，是冒了风险的。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不想上报纸，不想被媒体欺凌。我不愿意承受关于自己和教授的各种污秽的含沙射影。就这些。我不怕承担谋杀嫌疑，只是想努力避免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