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毛衣是新的，红得扎眼，难看。都五月十二日了，气温却降到4.5摄氏度，冬衣已经打包装箱，我懒得拆开来找，硬着头皮只穿单衣，冻得瑟瑟发抖。我抖了四天，只好跑去旧货摊，随便买了件东西御寒。哎，芝加哥的春天！

我坐在办公室隔间，四周是粗麻布墙面，一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今天这篇社会新闻虽然骇人，但就是不够惊悚。四个小孩，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岁，被发现遭恶母遗弃在芝加哥南区的房子里，房门反锁，屋内有几个金枪鱼三明治，一瓶一升装的牛奶。孩子被反锁了三天，像小鸡争食，乱哄哄吵成一团，吃喝拉撒全在地毯上。他们的妈妈溜达出去抽烟，然后就忘了回来。有时候实情就是这样。没有烫伤，没有骨折。只是一恍神，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妇人落网的时候我看到她。谭美·戴维斯，二十二岁，金发、痴肥，脸颊上有两圈矮脚杯大小的腮红。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摇晃不稳的沙发上，衔着滤嘴，吐出呛鼻的浓烟。周遭事物迅速飘逝，四个稚子被抛诸脑后，她独自回到中学时期，十三岁的她独领风骚，嘴上永远擦着闪亮的唇蜜，接吻前必定先含一颗肉桂糖，想当年那帮男孩子多么在乎她。

啤酒肚。气味。香烟和隔夜的咖啡。我们德高望重的总编弗兰克·柯瑞满脸憔悴，穿着开口笑的鞋子走了过来。他嘴巴一张开，只见两排牙齿泡在带有香烟焦油色的唾沫里。

“报道写得怎么样啦，小朋友？”我桌上有个银色的图钉，钉子朝上，他用大拇指轻轻按着，指甲发黄。

“快好了。”我只写了六行，总共要十八行。

“很好。写死她，发稿，到我办公室来。”

“我现在就可以过去。”

“写死她，发稿，到我办公室来。”

“好吧，再过十分钟。”我想把图钉拿回来。

他走出我的隔间，领带长得晃到他的胯下。

“卜蕾？”

“什么事，柯瑞？”

“写死她。”弗兰克·柯瑞觉得我耳根子很软。或许因为我是女人，或许因为我的耳根子真的很软。

柯瑞的办公室在三楼，一往外就看到树干，想必他一定非常恼怒。没有哪个好编辑喜欢看到树皮，好编辑都只想看到树叶，但前提是眼力要足够好。毕竟从二三十层楼高的地方往下望，连树在哪里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每日邮报》在芝加哥挤不进前三强，退居第四，办公大楼只能盖在郊区。这里的房子可以横着盖，所以用不着盖得太高，三层楼刚刚好，我们整栋报社大楼就像一杯打翻的水，连绵不绝向外流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到地毯商和灯具店中间。我们这个镇，是一位建筑开发商花了三年的时间，从1961年到1964年，按部就班地盖起来的。竣工前夕，开发商的千金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开发商便起意以女儿的名字为这个镇命名——欧若拉思普林，还让女儿跟崭新的市镇招牌合照。后来他们举家搬迁，当年的千金小姐现在成了五十开外的贵妇人，身体依旧健朗，只是手臂偶尔会酸麻。她住在亚利桑那州，每年定期会回来跟招牌合照，和她老爸当年一样。

她上次来拍照，我写了一篇报道，柯瑞看了并不喜欢，他最讨厌这种生活化的新闻。他一边看稿一边喝水果酒，喝着喝着就醉了，酒洒得稿子上到处都是，散发出覆盆子的味道。柯瑞酒品不差，但常常醉倒。不过他办公室之所以贴近地面不是怕他酒后出事，纯粹只是因为公司时运不济而已。

我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柯瑞的办公室跟我想象中的总编辑室不一样。我想象的总编辑室，门上开着一扇橡木嵌板的玻璃窗，上面标着“总编”两个字，门外的菜鸟记者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我们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柯瑞的办公室平板单调，整栋报社都是走这种调调，跟一般大型机构没什么两样。你可以在这里开新闻学辩论大会，也可以在这里做子宫颈抹片检查。没有什么差别。

“风谷镇是个怎样的地方？”柯瑞用圆珠笔头对准下巴。我想象那蓝色的笔尖，在他灰白的胡茬上留下小蓝点。

“风谷镇位于密苏里州南端，刚好在边角上，东临阿肯色州，西靠田纳西州。”我急忙背出风谷镇的相关信息。柯瑞很喜欢抽考记者他自以为一针见血的问题，譬如芝加哥去年总共发生几起谋杀案，库克郡的人口统计资料等等。现在又莫名其妙考起我老家的事来了，这个话题我向来闭口不谈的。“风谷镇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存在了。”我继续往下说，“该镇的地理位置靠近密西西比河，以前曾经是个港市，现在主要发展宰猪业。住户大约两千人，不是有钱的上流世家，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