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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那样想象我呀。”安芬扳过我的脸，对着她的脸。她热乎乎的气息，迎面而来。“我不是那样的，那样想我，最烦人了。”

“哪样啊？”我不禁好奇，难道安芬真的对我的许多念头，一闪就抓得住？我不相信：“你觉得我怎么想象你了，安芬？”

“如果我是那样，哼。”她用鼻音说，“宁可做回一个婊子。”

也不知道这是安芬，在我面前对自己用婊子这个称谓，几次了。反正，在来的途中突然冒出来之后，她就时不时这样说一下。起初听得我如雷贯耳，听了几遍之后，就不再见怪了。这次甚至想笑。

安芬撅着嘴，说你还笑。我把自己讲完，看你还笑得出来。我说，多大的严重啊，我笑得出来，没什么了不起。安芬说你爱我么。我说当然。

“说得太早，你是个孩子。”安芬拿指头压压我的嘴，说：“我的任何故事，都会让爱无法发笑。只是，我不想那么严肃，像个现实主义的愤青似的。许多过去，被我看成了烟云，诗人徐志摩怎么说的，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顾城怎么说的，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是这样，这就是我。”

“不痛快的，就别说吧。”

“开了头了，刹不住了。”

“初潮的事情，要说对后面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的话，要从荔枝花那里找。”安芬抱住双手，翻转在脑勺后当枕头，对着空荡荡的天，还是回到那个话题———荔枝花与厂长的关系突然崩溃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初潮，也许跟那件事压根儿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是的，的确跟我的初潮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她和厂长经常出差去的上海，一个清瘦的高个儿、双眼皮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睡到了她的床上。在上海的那次差旅中，他只与她交谈了二十来分钟，签了一个很小的业务单子，然后回到宾馆后，她就突然跟厂长提出来，自己要开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的个妈呀，我们这是赚点钱还不够房费开支的呢。”厂长以为荔枝花开玩笑，说，“你重新开房，我这边退房，睡你的房间，不就行啦，真熊。”马上，厂长发现荔枝花不是开玩笑，就问她为什么。荔枝花说：“你呼噜得太厉害了，让我清静一夜，不然明天连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

厂长就给她重新开了一个房间。这一夜，荔枝花几乎没有合眼。半夜的时候，她等到了双眼皮男人。她用双手，捧着这个男人的脸，看啊看啊，看不够。男人脸白，干净，有棱角。男人眼睛大，双眼皮，

眯起来就含笑。男人不抽烟，也不嫌她的烟味。男人做爱的时候，小心地掌握节奏，轻言细语地对着她耳语，一会儿上海话，一会儿普通话，交错着说。男人推进高潮的时候，一点儿也不马虎。那个夜里他们一直在做爱，男人在第一次高潮中，就说，我的小北北，我要下半生跟你过，好吗好吗，摇摆着身体问个不停。她有了一个南方爱人给的称谓，小北北，你看，你听听，小北北呀，多么惹人怜爱的名字啊。她听得都感动了。她就往上欠起身子，迎接男人的示爱，说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一生就是为了找你而来的。他们做爱，煽情，不断地演绎高潮。下一次来到上海时，女人迫不及待要见双眼皮男人了。她一站到宾馆大堂就对厂长说：“老谈，我不跟你住一个房间，我要单独要一个房间。”厂长说，又开玩笑了吧，我的个妈呀，尽拿老头子我耍呀，荔枝花你真熊。

荔枝花说：“我是说真的，我要单独睡！”

厂长不高兴了，说，荔枝花，我的个妈呀，你什么意思啊，嫌弃我了是不是？荔枝花说，不是，不是嫌弃你，我有对象了，我在上海处了个男朋友，我要见他。厂长一听笑起来，说果然开玩笑，就去登记，开了一个房，过来拉她说，走吧，房间去。荔枝花站着，不走。厂长说，你真的要单独睡？荔枝花说，不是单独睡，是单独要一个房间。厂长说，别闹腾了，你才跟老子来几次上海，白天都在老子眼皮底下，夜里都在老子肚皮底下，还交什么男朋友呢，活见鬼吧，真熊。荔枝花说，真的，我不骗你，上次单独开房，就是为了跟他见面，睡觉。厂长将信将疑地看着她。荔枝花脸色平静，也不像是开玩笑。

厂长的脸色变了，颜色更深。他咬牙切齿地说：“臭婊子，竟然敢这样耍老子。从现在起，老子不是你的男人，也不是你的厂长了，你死去吧你，我操你的。”

就这样，厂长不管荔枝花了。厂长自个儿住下来，自个儿去办事，自个儿吃饭。荔枝花身上一分钱没有，坐在大堂里等她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来了，穿着一件长袖子衬衫，白色底子上面是淡灰色条纹。上面有淡淡的香皂味。他进来先拥抱她，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宾馆大堂接吻。男人边吻边给她脖子上套了一根金项链，说啊拉要拴住侬，说我要一辈子拴住你呢小北北。被他唤着小北北的女人就把头幸福地倚在男人的肩上。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开房，一块儿吃饭，一块儿睡觉，一块儿把上海逛了个底朝天。等到女人回去，回到她的亚布林山老家的时候，她的科长已经被免掉好多天了。厂后勤科的人等着来收房子。不是科长不能享受两室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