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5页）

“你感到不舒服吗，罗尼？”

“我不行，我干不了，大夫。我怕。”他像小孩受了冤屈似的抱怨着。忽然间他又变得理智起来，用正常的语气说：“我最怕电动罐头刀。”

“厨房里的？你不喜欢厨房里的干活？”

“不不不，”他哀诉着。“罐头刀。我受不了。你怎么老是不懂呢？”

科勒医生伸腰打了一个大哈欠，他困得支持不住了。凌晨三点他就醒了，九点钟来到这所恢复治疗中心，一直待到现在。科勒带领病人们做早饭、洗碗碟。十点钟，他打发四个病人做些零工，和员工讨论病患，以及调解病人之间的小纠纷。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后来就出事了。

吃晚饭前，罗尼犯病了。他旁边的一个病人用电动罐头刀打开一个金枪鱼罐头，罗尼惊叫着逃出厨房，引起连锁反应——好几个病人都歇斯底里发作。科勒医生终于维持住秩序，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吃饭。吃完饭，洗了碗碟，收拾好房间，做完游戏，又经过详细商量决定该看什么电视节目。最后病人就着果汁吃药片，或是喝下柑橘味道的氯普马嗪。这就该睡觉了。

科勒顺着一层楼的过道走去，跟还没睡觉的病人道晚安——他们正和在休息室看电视的夜班护理员聊天。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

第二天，年轻的迪克·科勒对父亲的盛情招待道了谢，就乘当晚的飞机回到学校。星期一学校开学，上午九点他到财务处申请了学生贷款，以资助自己继续学习精神病学。

科勒又打了一个大哈欠，心里想着自己的家——离这里半小时路程的一套公寓。这儿是乡郊地区，他本可以买得起一间大宅第，但他宁肯为工作方便而牺牲住宅的宽敞。他不用修树剪草，不用粉刷装饰。他只希望有一块安然独处的小窝。

科勒的公寓套房坐落在山上，窗外白天是一片片树林、田野，夜间是波里斯顿的万家灯火。这真是科勒在疯狂世界中的一座清醒的孤岛。

然而今晚他却又回到恢复疗养中心，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钻进一间10×20英尺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帆布床，一个梳妆台，和一面钉在墙上的铁框镜子。

科勒脱掉西装上衣，松开领带，躺到帆布床上踢掉鞋子。他朝窗外望去，看到一片暗淡的星星，再往下可以看见西边有一条乌云将天空划成两半。要起风暴了。他听说这场风暴来势凶猛。他自己是喜欢下雨的，但他希望不要打雷，因为他的许多病人都怕雷。等他闭上眼睛之后，这个担忧立即就消失了。他现在只想睡觉。他能感觉到瞌睡已经袭来，两腿发酸。一个哈欠打出了冰凉的眼泪，不到一分钟，他就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