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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一晚挣了一大笔，我次日就睡了个懒觉，多喝了杯咖啡，多抽了支烟，多吃了片熏肉，并且第三百次发誓以后再也不用电动剃须刀，之后日子恢复正常。我十点到办公室，拿了杂七杂八的信件，撕开信封，将里面装的东西摊在桌上。我打开窗户，让夜里聚集的悬浮在停滞的空气中、屋角、百叶窗条板间的灰尘和浑浊气味飘散出去。办公桌一角有只死蛾子张着双翼，窗台上一只断了翅膀的蜜蜂沿着木框缓缓爬行，无精打采地嗡嗡着，好像知道怎么叫都没用，自己的末日到来了。它飞了太多次，这次肯定是回不了自己的蜂窝了。

我知道今天准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日子。这种日子谁都有过。滚进来的净是松脱的轮子、丢了脑子的野狗、找不到干果的松鼠和老是落下一个齿轮的机械师。

首先来了个粗鲁的金发男人，好像姓魁什南或某个类似的芬兰姓氏。他硕大的臀部塞在顾客座椅里，两只粗糙的大手搁在我的办公桌上，自称是开铲土机的，住在斑鸠市，隔壁那该死的女人企图对他的狗下毒。每天早晨让狗到后院放风前，他必须亲自从篱笆这头搜索到那头，寻找隔壁那女人从马铃薯藤后面扔过来的肉丸子。到目前为止，他一共搜到了九粒，它们裹着一层绿色粉末，他知道那是砒霜除草剂。

“监视她，抓住她，你要价多少？”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就像鱼缸里的金鱼。

“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抓她？”

“我得干活糊口，先生。我花时间跑来这里，不然我一个钟头可以挣四块二。”

“报警没有？”

“我报了警，他们大概要等到明年才会来管。眼下他们正在舔米高梅(1)的屁股，忙不过来。”

“没找动物保护组织，像是‘尾巴摇摇’？”

“那是什么玩意儿？”

我给他讲了讲“尾巴摇摇”。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知道动物保护组织，去他的动物保护组织，比马小的动物他们可看不见。

“门上写着你是探子，”他蛮横地说，“得，倒是走啊，去探探呀。逮着她给五十块钱。”

“抱歉，”我说，“我走不开。尽管能挣五十块钱，可要躲在你家后院的老鼠洞里几个星期，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他站了起来，怒目圆睁。“了不得的人物，”他说，“有钱不挣，哈？救一条不值一提的狗命，看不上眼！哈，屁大的事，了不得的人物。”

“我也有麻烦事，魁什南先生。”

“要是我逮着她，一定会拗断她那该断的脖子。”他说。我毫不怀疑他会那么干。他能够把大象后腿拗断。“因此我得找别人。就为了一有汽车开过，那小杂种就要叫唤。臭着一张脸的老婊子。”

他向门口走去。“你肯定她想毒死的是你那条狗？”我问他。

“当然，我敢肯定。”他就快走到门口，正要扳下镍把手，忽地转过身。“再说一遍，杂种。”

我只是摇摇头。我可不打算跟他对打。他说不定会举起办公桌砸向我的脑瓜。他哼了一声走了，差点儿把门也卸了去。

下一个上门的是个女人。既不老，也不年轻；既不干净，也不肮脏；但显然又穷又笨，衣着寒酸，牢骚满腹。跟她同屋的女孩——在她眼里，在外谋生的所有女性都是女孩——从她的提包里拿钱。这里一块那里半块，可积少成多。她估计少了二十块钱，她损失不起，而搬家她也负担不起，她更雇不起侦探。她认为我或许能打个电话吓唬吓唬她的同屋，但不要提到她的名字。

她花了二十分钟左右才讲清楚这事，一边说一边不断地捏她的提包。

“这电话你认识的人都可以打。”我说。

“是啊，不过你是个侦探。”

“我没有获得执照去吓唬我全无了解的人。”

“我要告诉她我来找过你。我不一定说是她。只说你在着手调查。”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说。你倘若提到我的名字，她可能会打电话来，那我得说实话。”

她站起来，将那只破旧的提包往肚子前面一甩。“你真不够绅士。”她尖声说道。

“谁规定我必须当绅士？”

她嘴里咕哝着离开了。

午饭过后，来了一位叫辛普森·埃德尔魏斯的先生，有名片为证。他是缝纫机代理公司的经理，一个神态疲惫的小个子，四十八到五十岁之间，小手小脚，穿了一件袖子过长的咖啡色西装，僵挺的白衬衫领子下系着紫色领带，领带上饰有黑钻。他平静地坐在椅子边缘，拿忧伤的黑眼睛望着我。他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又粗又浓密，看不见白发。他有一弯修剪过的红褐色小胡子。倘若你不细看他的手背，会以为他只有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