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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我正在擦拭耳垂上的爽身粉，门铃响了。我走过去拉开门，见到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她这回一身褐色亚麻衣裙，红辣椒色的围巾，没戴帽子，也没佩戴耳环。她看上去有些苍白，但不像经常被人推下楼梯的样子。她对我报以犹疑的一笑。

“我知道不该来这儿打搅你，马洛先生。你大概还没用早餐吧。可我不太愿意去你的办公室，我也讨厌打电话讲私事。”

“没关系，进来吧，韦德夫人。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她走进起居室，坐在长沙发上，目光茫然。她将提包平搁在膝上，双脚并拢端坐着，显得十分规矩。我打开窗户，拉起百叶窗帘，拿起她面前茶几上放着的脏烟灰缸。

“谢谢。请给我杯黑咖啡，不加糖。”

我走进厨房，在绿色金属托盘上铺了张餐巾纸，看上去像赛璐珞硬领一样低劣。我把它揉成一团，拿出一条缀着流苏的餐巾，这玩意儿还配有小三角餐巾，是这房子里原来就有的，和这里大部分家具一样。我拿出两个印有沙漠玫瑰图案的咖啡杯，斟满咖啡，端着托盘回到起居室。

她啜了一口。“非常好，”她说，“你煮得一手好咖啡。”

“上一次和别人一起喝咖啡恰巧就在我进班房之前，”我说，“我想你知道我坐过牢，韦德夫人。”

她点点头。“当然。他们怀疑你帮他逃跑，是不是？”

“他们没有说。他们在他房间里的一个便笺本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向我提问，我不回答——主要是因为他们问话的方式，我想你不会有兴趣听。”

她小心地放下咖啡杯，往后靠了靠，微笑着看向我。我问她是否想抽烟。

“谢谢，我不抽烟。我当然有兴趣。我们有个邻居认识伦诺克斯夫妇。他准是疯了。他根本不像那种人。”

我拿出一支斗牛犬式烟斗，填满烟丝，点上。“我想也是，”我说，“他一定是疯了。他在战场上受过重伤。他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想你不是为讨论这个而来的吧。”

她缓慢地摇摇头。“他是你的朋友，马洛先生。你肯定有自己坚定的看法。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当坚定的人。”

我按实烟斗里的烟丝，重新点上，同时不紧不慢地隔着烟斗打量她。

“嘿，韦德夫人，”最后我说，“我的看法无关紧要。怪事天天发生。最不可能犯罪的人犯了最不可能犯的罪：慈祥的老太太毒死一家子；眉清目秀的孩子多次持枪抢劫行凶；二十年没有污点的银行主管被查出长期盗用公款；功成名就而且按理来说应该感到幸福的小说家成了醉鬼，把老婆打得进了医院。我们甚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的行为动机一无所知。”

我以为这么说会激怒她，可她除了抿紧嘴唇眯细眼睛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反应。

“霍华德·斯潘塞不该告诉你这些，”她说，“是我的失策，我不知道怎样避开他。打那以后我明白了，要是男人喝得太厉害，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做不得，那就是去劝阻他。这个，你一定比我清楚得多。”

“你当然不能用嘴巴去跟他讲，”我说，“要是你运气好，而且有力气，有的时候可以阻止他伤害自己或别人。即便那样，也得靠运气。”

她轻轻拿起咖啡杯和碟子。她的手十分迷人，就像她身上的其他部位一样。指甲的形状修得很优美，涂了极淡雅的指甲油。

“霍华德是否告诉你这回他没见到我丈夫？”

“说了。”

她喝完咖啡，将杯子小心地放回托盘，手指拨弄了一会儿茶匙。接着她开口说话了，但眼睛并不看着我。

“他没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我很敬重霍华德，但他是那种好管教人的人，什么事情都想管。他觉得自己非常善于管理。”

我等着，一言不发。又是一阵沉默。她静静地望了我一眼，收回目光转向别处。她极其轻柔地说：“我丈夫已经失踪三天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来这儿请求你去找他，把他带回家。哦，这事情以前发生过。有一次他自己把车一直开到波特兰，病倒在那边的一家旅馆里，找了医生帮他醒酒。开了那么远竟没惹上麻烦，他是如何做到的，实在令人惊奇。他三天没进食。还有一回，他去了长滩一家瑞典人开的提供清洗肠道服务的土耳其浴场。最近一次，去了一所名声可能不怎么好的私家疗养院。距今还不到三星期。他不告诉我那地方叫什么名字，也不说在哪里，只说他在那里治疗，没有问题。可他看上去极为苍白虚弱。他被送回家时，我匆匆瞥了一眼送他的人。那是个高个子年轻人，穿着只有在舞台上或者彩色音乐片里才见得到的过分考究的牛仔装。他在车道上让罗杰下了车，倒车后马上就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