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脑袋跟魔鬼打赌有寓意的故事

西班牙诗人唐托马斯・德・拉斯・托雷斯在他所著的《爱情诗》的序言中写道：“作家的寓意很纯净，就作者个人而言，并不是指书的寓意。”我们假定唐托马斯由于下此断言现正处在炼狱中，那么从诗的公正角度讲，让他在《爱情诗》出版或由于缺乏读者而永远躺在书架上之前，一直呆在那里，这也是较为聪明之举。每一篇小说都应该有所寓意；而且，评论家们也已发现，每篇小说都有寓意。菲利浦・梅兰希顿[1]在前些时候写了一篇评论《蛙鼠之战》的文章，证实诗人写诗的目的就是蛊惑人心以煽动暴乱。皮埃尔・拉・塞内甚至走得更远，说诗人的用意在于建议年轻人节食、戒酒。雅各布・雨果也就是这样彻底搞清楚，荷马是以欧厄诺斯[2]来影射约翰・加尔文[3]；以安提诺俄斯[4]暗讽马丁・路德[5]；食忘忧果的民族[6]一般暗贬新教徒；哈耳皮埃[7]则讥讽荷兰人。后来，一些评论家同样敏锐地揭示出《太古之人》、《波瓦旦人》等书的寓意；《科克-鲁宾》的新见解和《跳吧，拇指》的先验论。简而言之，就是说不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构思，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写东西。对作家来说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例如一个小说家，他没有必要在乎小说的寓意。在某些方面，寓意和批评家都可以各得其所。时机成熟时，先生们所想表达的和不想表达的，都会与他可能表达的一切及需清楚交代的其他东西一起在《日规》或《新英格兰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最后一切都会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展现出来。

因此，某些无知的人对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从未写过有寓意的故事，或者说从未渲染过我的寓意——这是秘密。不久以后，《北美季聊》的出版会使他们为自己的愚昧而羞愧难当。同时，为了延缓我的死刑——为了减轻对我的控诉——我附带加进了悲惨的历史——寓意显而易见的历史，读者可以在构成故事名称的大都市里阅读。我这样安排应该受到称赞——比拉封丹[8]和其他人要高明得多，他到最后才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在故事的末尾才偷偷地将寓意塞了进去。

“执行有偏私无法施加影响”，这是十二桌会议定的法律，“除非有用之才，死去毫不足惜”是一条绝妙的禁令——即使我们谈论的死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此，谩骂我逝去的朋友托比・达米特并不是我的主意。他是一条悲哀的狗，这是真的，他只是像一条狗一样死了；但他不必为他的恶习而自责。他的恶习是从娘胎中带来的，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拼命抽打过他——这是她应尽的职责，尽职总使她感到快慰。孩子，就像一块硬牛排，不打不熟，或者像现代希腊的橄榄树，不打不成材——可怜的女人！不幸的是她是个左撇子，用左手抽打孩子最不好。地球从右到左地旋转。不能从左到右地抽打孩子。如果打到某个关键部位，打出个怪癖来，那么每打歪一捶，就会将一定量的邪恶给打进去。托比挨打时，我总是在场，他反抗着，并一天天地变坏。最后，我透过泪花看见这个恶棍简直无可救药。一天他参加斗殴，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人们还误认为他是小非洲人，结果他大发雷霆，我忍无可忍，双膝跪地，抬高声音预言他最终会毁灭。

他过早邪恶的现实，是件非常可怕的事。他刚五个月时，就常常发脾气，那时，他还不能说话。六个月时，我看见他在啃一包卡片。七个月时，他就养成了捉女婴和吻女婴的习惯。八个月时，他断然拒绝在节制牌上签字。他不断地做坏事，月复一月，到他满周岁时，他不仅坚持要蓄胡子，而且养成了咒骂人和发誓的癖好，并为他说的话打赌。

他那最无君子风度的习惯迁延到最后，我预言将发生在托比・达米特身上的毁灭终于发生在他身上。他的恶习，“与他一起成长，随着他力量的增加而加剧。”他成人后，说话时总爱打赌，但并没有真下赌注——没有。我为我的朋友公正地说他不久就会下的。对他来说，什么事都只是一个公式——再没有别的了。他讲话的措辞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不是完全无害的口头禅，那至少也是简单的——用他那完整而富有想象力的词句。他说：“我将赌你什么什么”时，没有人会想到他会真赌；但我仍然忍不住地认为我有责任镇住他。这种习惯为道德，我这样跟他说过。这是庸俗的——我求他相信；为社会所不容的——我列举了事实；国会所禁止的——我没讲半句假话；我就这样规劝他——但却没有效果；我用事例来证实——也是白费力气；我恳求他——他微笑一下；我哀求他——他则大笑不止；我劝戒他——他嗤之以鼻；我威胁他——他诅咒发誓；我踢打他——他叫警察。我揪住他的鼻子，他擤鼻涕，并拿脑袋跟魔鬼打赌，我再也不敢冒险地去进行这样的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