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社群免疫学

谢保罗这样角色的出现，代表了陈雪对于个体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再思考。重复前述，陈雪以往的作品一再演绎恶的无所不在，而防堵、驱逐“恶魔”、保持清明的唯一方法是爱。但她理解其间的吊诡关系。对她而言，如果爱的前提是主体将自己“毫不设防”地信托给所爱，这样的爱就不得不向各种变量开放，包括主体的背叛或被背叛，伤害，甚至主体（自我）泯灭的可能。爱到深处不仅是无怨无悔，也可能是此恨绵绵，更可能是自我掏空或两败俱伤。而在最诡谲的情况里，爱的救赎竟可能翻转成爱的弃绝，那恶的诱因。

辗转在爱的“迷宫”书写里，陈雪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我认为她的摩天大楼虽然延伸了迷宫隐喻，却标志相当不同的空间坐标以及伦理面向。简单地说，如果“迷宫”只供恶魔的女儿和她的情人们出入，大楼则住满了千百户人家。这是一个喧闹的，充满各色相干与不相干人等的小区。美宝的爱与死就算再惊天动地，也还是要放在一个更复杂的社群脉络里来看。

这就是谢保罗微妙的位置所在。谢是大楼的管理员，负责全天候过滤出入访客，处理住户大小疑难杂症，当然最重要的，维护整个小区的安宁与秩序。良好的管理制度让大楼以内的住户住得安全舒服，也因此形成了区隔内与外，防堵闲杂人等、突发事端最重要的设置。

然而谢保罗是个称职的管理员么？他负责认真，夙夜匪懈。四十五层的地上建筑，六层地下建筑，四个小区，大大小小的卖场商店还有公司行号都在他巡逻范围内。他对住户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但他有可能太关心住户？小说一开始，陈雪就告诉我们谢保罗特别同情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少女，久而久之，同情升等为爱慕。少女最后去世，保罗竟然私自潜入她的屋内，感伤良久。

同样的，他和美宝的暧昧关系也逾越了职守。更讽刺的是，他如此“保护”美宝，却居然还是让她被人杀了。

恰在这里，陈雪铺陈了她对个人与社群伦理的尖锐观察。我的论述基于当代两种有关社群伦理的说法。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裸命”（bare life）观指出古罗马社会里的“牲人”（homo sacer）是社会的贱民，只有裸命一条，被社会“包括在外”。正因为牲人暧昧、边缘的位置，他们被视若无睹的存在反证了社会人与非人、内与外的秩序，以及威权者行使法、又高于法的位置。[1]而在20世纪，“裸命”其实内化成为现代人的宿命。不论资本社会或极权社会，各有精密方式控制成员的生命∕政治意义。政治异议者、难民、非法移民、非异性恋者、植物人等都是存在于合法非法的边缘、或不死不活的状态。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同意阿甘本对现代社会生命管理的观察，但指出“裸命”的运用过于僵化消极。同样从生命∕政治管理入手，他却指出社群（community）和免疫系统（immunity）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现代社会性的基础。对埃斯波西托而言，社群的构成与其说取决于向心力、归属感（或持分单位），不如说对危及小区安危者的防堵与排除—也就是医学隐喻的免疫体发挥功效。社群和免疫系统间的关系不总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消长，不断在危机处理中划出界线。免疫系统也有过犹不及之虞：就是它非但侦测、排除有害的入侵者，同时可能侦测、排出自己这样侦测、排除的功能，造成“自体免疫”（autoimmunity）。换句话说，自体免疫犹如自废武功，开门揖盗。这成为隐伏现代生命∕政治管理中最吊诡的危机。[2]

回到《摩天大楼》凶杀案和社群伦理的问题。我们不妨说，由谢保罗和其他管理员所形成的保安系统，就如同身体的免疫系统，隔离大楼内外，维护小区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但谢保罗的位置耐人寻味。再一次引述陈雪对保罗的描写：“他只是个平凡得近乎蝼蚁的男人，内心背负着无法清偿的罪咎，他孑然一身，不配得到幸福。”保罗是条“裸命”，在社会边缘讨生活。他没有入住摩天大楼的资格，却被委以维护大厦安危的责任。更讽刺的是，保罗过分尽忠职守，结果连自己也分不清内外之别。当他成了美宝的入幕之宾，甚至共谋远走高飞时，他从内部破坏了保安防线，形同摩天大楼的“自体免疫”。以后凶手闯入，不过坐实了大楼安全性的虚有其表。

保罗是大楼小区制度最尽责的维护者，却也是小区制度最意外的破坏者。我们或许可说保罗与恶魔的女儿搭上线，也陷入了爱的诡圈。但陈雪的用心应不止于此。我们不曾忘记，小说中保罗更是以善人面貌出现。尽管“裸命”一条，他不甘于卑微的身份。他曾遭受过天外飞来的过失杀人指控，而他逆来顺受，默默赎罪。他与美宝萍水相逢，愿意为她付出。不错，美宝惨死，保罗难辞其咎。但换个角度看，恰恰因为保罗游走大楼内外，只求付出，不为所限，他戳破了摩天大楼的防堵系统，或任何现代社会奉理性之名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