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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得和那个幸存的孩子谈一谈。航空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显示，唯一符合这个幸存儿年龄特征的儿童乘客就是鲍比·斯莫。名单信息还显示，他是跟着一位女士一同登机，并准备飞往纽约的。因此我们推测，那位女士应该就是他的母亲。我决定只身前往医院，留下我的团队继续在现场勘查。

也许是有人将小男孩在事故中生还的消息泄露了出去，当我到达医院时，发现各路媒体已经将医院的出入口围了个水泄不通。见到我的到来，记者们纷纷举着话筒催促我为此事做个声明。“埃斯！埃斯！”他们叫嚷着，“飞机上有炸弹吗？”“其他几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回事？它们之间有关联吗？”“听说这起事故中有个幸存者，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调查现在仍在进行当中，待我们获得了更多信息后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公布，等等。作为此次调查的主管，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在获得确凿信息之前闭上自己的嘴。

其实，我本应该在去医院的路上就提前通知院方的。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是不会让我和那个孩子说话的，因此我没有说什么。当我坐在候诊室里，焦急地等待着鲍比的主治医生允许我进入病房时，一个护士突然匆匆忙忙地从病房里跑了出来，不歪不斜正好撞到了我的身上。不知为什么，她当时似乎已经快要哭出来了。我一把扶住了她，看着她的眼睛问了一句：“他还好吗？”

她只是点了点头，便低着头快步向护士站跑去。过了一个多星期后，当我再次找到她，问她当时为什么看上去心神不宁时，她却怎么也解释不清楚，只是说自己总觉得那孩子身上有什么不对劲，所以特别不想留在那个房间里。她提到此事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愧疚的表情。她还说，可能她心里一直想着的，是飞机上其他几百个被沼泽吞噬的无辜生命。而眼前的鲍比就像是一个信号，在时刻提醒着她有多少个家庭在那一天失去了自己的至爱亲朋。

几分钟后，负责此案的儿童心理学家也赶到了迈阿密儿童医院。她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姑娘，虽然听说已经三十五岁了，但是面相仍很年轻。我有点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波兰斯基？哦对，是潘考斯基。她是刚刚被派来负责陪伴鲍比的。因此我猜想，此刻她最不希望看到的大概就是某个冒冒失失的调查员扰得鲍比心烦意乱了吧。不过，我还是严肃地对她说：“潘考斯基大夫，此次坠机涉及的是一起国际规模的重大事故。因此，鲍比可能是唯一可以帮我们提供调查线索的事故亲历者。”

埃尔斯佩思，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无情。但是，我们当时对于其他几起事故还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判断，鲍比很有可能将成为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要知道，在日本的那一起坠机事故中，救援人员很晚才在现场搜寻到一个幸存者。而我们也是在几个小时后才得知英国的坠机事件中还有一个幸存女孩的。最终，经过我苦口婆心的劝说，潘考斯基大夫终于同意带我去见见鲍比。在前往病房的路上，她告诉我，虽然鲍比现在已经醒了，但一直是只字未说，并且很有可能还未意识到自己的母亲已经遇难了。除此之外，她还要求我一定要轻声慢步，并严词拒绝了我想要将采访过程录下来的要求。尽管根据我们的调查流程，我有责任为所有目击证人的陈词录像，但是为了能够尽快见到鲍比，我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至今仍在为自己当时不能够录像而感到很不情愿。为了获得她的信任，我反复地向她保证自己是接受过证人访谈相关训练的，而且我们的另一名专家也正在赶赴医院的路上，将对鲍比进行更为细致的后续访谈。因此，我此行想要帮助他回忆一下事故发生时的细节。

院方给鲍比准备的是一间单人病房，四面都是明亮的墙壁，屋里还摆满了各种儿童用品。可是，在我看来，无论是墙上画着的海绵宝宝，还是长椅上靠着的长颈鹿玩偶，都是那么的令人毛骨悚然。只见鲍比无力地靠在病床上，手臂上扎着点滴。当我走近他时，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皮肤上那些被锯齿草擦伤后产生的淤青（实话跟你说，这些草可着实是让现场的调查人员吃了不少的苦头）。不过，除了这些擦伤之外，他的伤势似乎并不是很严重。我静静地看着他，心里还是怎么也想不通。就像大家一开始所说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此时，周围的医护人员正在准备做断层扫描的工具，因此我意识到，留给我提问的时间只有几分钟而已。

我们两人的到来似乎引来了鲍比身边不少医护人员的白眼。鲍比看上去十分萎靡不振，上臂和脸上都布满了划痕，这让我一下子觉得很内疚。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刚刚逃脱了一场人生的劫难，紧接着又要接受大人们穷凶极恶的追问，他幼小的心灵可怎么能受得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