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顺天丁酉科场案（第4/13页）

考生单独作弊除了挟书外，还有传义之弊，即在考场中传递字条。宋朝在考场设有巡铺官，明清设有巡绰官，均是为了防止传义之弊。

与挟书、传义相比，代笔更加隐蔽，更难以被发现，因此雇人代考之事时有发生。历代都针对代笔采取了许多措施，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鼓励告发代笔之人，利用民间的力量起到监督、监察的作用。二是对比考生笔迹，以防假冒。乡试前，让考生亲自书写卷首家状，等乡试合格之后，再对照家状与试卷的笔迹。三是采取复试之法。清朝乡试、会试放榜后，在参加会试、殿试之前，均要进行复试，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杜绝冒名顶替。

清朝时，还采取了对考生相貌年龄记录在册的做法。由于没有照相术，这种记录只能靠文字描述，因而闹出了不少笑话。清初有一胡姓考官督学监考，严格地按照名册来仔细核对考生的相貌年龄。原造册者将“有须却不浓密”写成“微须”。胡考官认为“微”的意思是“无”，因此将所有有须的考生都拒之门外。一考生据理力争，胡考官怒斥说：“你难道不知道朱熹注‘微，无也’吗？”该考生反唇相讥道：“《论语》中说孔子‘微服而过宋’，岂是说老夫子赤膊精光，身上什么也没穿吗？”

以上三种作弊方式都只与考生本人有关，风险相对较高，容易暴露。另外一类考生考官联合作弊的方式就相对隐蔽多了。最常见的手段就是考生贿买考官，让考官预先泄露试题。历史上，最著名的卖题作弊当属明朝弘治年间的程敏政泄题事件，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也被牵连其中。

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三十岁的唐寅带着江东人的殷殷期望赴北京会试。唐寅，字伯虎，十六岁时参加吴中地区院试（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在陪都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南京及周围地区素为人文荟萃之地，是明朝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才辈出，而唐寅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声名远播，成了天下闻名的“解元公”。主考官梁储认定唐寅是天下奇才，特意将他的答卷带回京师，给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十分赞赏，叹息说：“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刚好次年会试由程敏政与李东阳主持，天下人均认为状元公非唐寅莫属，唐寅也自认为“功名富贵”指日可待。

在进京的路上，唐寅与江阴富豪举子徐经（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相遇，二人结伴同行。到达京城后，主考官程敏政的书童假通关节向应试者索取贿赂，暗中倒卖试题。徐经花重金买到了试题，预先做好了文章，还将试题之事告诉了唐寅。此事后来被谏官华昶等人揭发出来，交有关部门调查，程敏政、徐经、唐寅都被下狱，饱受皮肉之苦。而程敏政根本就毫不知情，出狱后忧愤而死。后来才知道这是傅瀚（也是当时的礼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谏官华昶以及程敏政的书童一起设好的圈套，徐经和唐寅二人不过是其中的棋子而已。但唐寅由此前途尽毁，被取消科考资格，发往浙江为吏。孤傲不羁的唐寅受此打击后，无意功名，拒绝到浙江上任，而是返回了吴县老家，从此，开始了“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的生涯，放浪形骸，纵情山水。民间将他称为“江南第一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风流佳话。

在此案未发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宫中饮宴观戏。一个优伶扮成个卖猪蹄的，用盘子端了熟猪蹄，边走边叫：“卖蹄（题）啊！”另一个优伶扮成买家上前问价钱。卖蹄的答道：“一千两银子一个！”买的人惊问道：“怎么这么贵？”卖的答道：“我这是熟蹄（题），并非生蹄（题）。”即暗喻京师有人向举人卖会考试题。可见当时科考中，考生买题、考官卖题舞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买题作弊的要诀在于考生花钱买到了试题，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没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为考生各人文章才华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费尽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买题更高一筹的，则是收买出题官员。

南宋时，丞相秦桧权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对其趋炎附势。有一年科举，秦桧的族侄秦暄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将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并不出面接待，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写着“进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来，由于浏览再三，几乎能够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将参加考试，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桧刻意安排的苦心，于是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如此一来，秦暄自然高中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