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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学术界持相似观点的不乏其人，包括现在。可以说，他的结论并不新奇，他的诱人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字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明，他寻求的意义也就是想对人们证实这一说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经证实的。

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谁证明圆周率确凿是个常数，那他的意义才能凸现出来。但这一天至今还没有到来，所以，严格地讲，他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意义就是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的才情和胆识。但是由于小黎黎的关系，外人对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个人独立完成都难以相信，更不要说相信他什么才识了。

所以，事实上，这篇文章并没有给金珍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改变他什么，倒是小黎黎因此改变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容先生访谈实录」

论文绝对是珍弟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珍弟提供过一些建议和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珍弟一个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伟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遗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伟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给论文画了一个化险的符，也等于给它签发了一本问世的通行证。

论文发表后不久，父亲上了一趟北京。没有人知道他此行京城有何秘密的目的，他突然地走，走前也没跟任何人说明去干什么，只是到一个多月后，上头的人带着三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走进Ｎ大学后，人们回过头来想，才觉得这一定是跟父亲的前次赴京之行密切相关的。三项决定是：

一、同意父亲辞去校长职务；

二、国家将拨专项资金，在N 大学数学系设立电子计算机研究课题组；

三、课题组筹建工作由父亲负责。

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那么多人被父亲扒拉一番后，最后都没珍弟幸运。珍弟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事后证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选——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我们容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说实话，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容家本是Ｎ大学的祖宗，校园里容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时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

但到父亲手上，先是有职无权，即使有心也无力，等有职有权后似乎又变得无心无意了。父亲当校长几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地启用过一个容家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可以进Ｎ大学的，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Ｃ市，哪还有高得过大学的枝？结果落脚在一所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然而，在关于珍弟进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已往的十二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抛诸脑后，根本不顾忌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魔似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父亲，只有我知道，有一天，父亲把希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这样说：

“希伊斯给我留了这么个诱惑，但老实说真正开始诱惑我的还是看了金珍的毕业论文后，以前我总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决定要试一试了。年轻时我一直盼望自己做点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工作，现在开始也许是迟了，但金珍硬是让我鼓起了勇气。啊，希伊斯说得对，没有金珍我想都不要去想，但有了金珍谁知道呢？这孩子，以前我总是把他的才能低估了，现在我就彻底高估他一下吧。”

事情就是这样的，用容先生的话说，他父亲本来就是为金珍去折腾来这个项目的，怎么可能让外人参与？容先生还说，金珍不但改变了他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改变了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许意味着他把已经过去的大半辈子，